徐忠:转向高质量发展靠的是制度竞争

2018年03月26日 07:23   来源:北京日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实现的,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取得的。在开放环境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最关键的是资本和人才,但这要靠制度保障。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是“资本”而不是“资金”。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资金匮乏确实曾是困扰中国经济的难题。我们主要是通过引入FDI、压低工资抑制消费、工农剪刀差等方式,解决了发展中的资金问题。但是,目前中国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实际上有利于规模的扩张,有利于要素的投入并推动GDP增长。一方面,在GDP考核下,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首先想的就是项目,为了解决资金来源成立融资平台,以政府隐性担保发债或贷款融资,这实际上不是依靠自己的资本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是通过融资担保、产业基金、政府服务购买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源进行项目开发,这实际上是股债不分、明股实债搞发展,没有资本的约束,效率也就无法提高。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企业实际上并非以利润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金融机构如果给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出了问题,对管理者的切身利益影响不大;反之,如果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出现问题,就可能被追究利益输送责任。但是,在公司治理完善的企业中,经营层必须为股东利益负责,企业行为都要围绕盈利来进行。正是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金融企业公司治理仍存在差距,才会产生刚性兑付问题。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必然不断加杠杆,金融市场必然盲目扩张。事实上,三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已经讲了,只有花自己的钱才是最好的。弗里德曼也说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

  其次,人才是竞争力的关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些战略中,有三个实际上是与人才相关的,包括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抓到了问题的根本。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素质人才是关键。吸引人才并不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硬件,更主要的体现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法治等公共服务软件方面。近年来,我国高校发展重视规模而非质量,反而使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不过,国外教育为我国培养人才毕竟是短期的,长远看还是要改革我们的教育体系,更好地适应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外,与人才密切相关的是企业家精神。十九大之后,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举措,包括强调保护民营资本,对侵犯民营企业家的案件重新审理,为企业家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这将创造一个有利于吸引人才、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氛围。

  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关键是制度竞争。在开放条件下,资本和人才都是流动的,只有真正完善体制机制,才能够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不久前,美国出台了新的税改方案。有观点认为,美国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35%降为21%,中国是25%,与税改后的美国相差并不大。虽然中国的名义税负并不高,但中国的水电成本高,人力成本也不断上升。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要素市场是垄断的,要素价格是扭曲的,而作为要素市场垄断者的一些国有企业又是低效率的,其提供的服务必然也是高成本并转嫁给了其他企业。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各国营商环境的评价,发布对190多个国家的营商环境报告。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创新创业、大力推进“放、管、服”,但2017年中国的总体排名是78位,很多分项目排名非常靠后,如建设许可排在172位、创业环境排在第93位、税负排在130位、跨境贸易便利排在97位。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要在关键领域进行改革,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房地产领域也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切实降低制度成本,真正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

  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的问题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更注重中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关键是要改进体制机制,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真正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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