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鼓励各地各校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家长需求，探索实行弹性离校时间，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1月4日《人民日报》）
所谓弹性离校，意即学生不必在放学后就必须离开学校，而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而灵活决定。实施此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带来的时间差，让学生离校的时间能够更好的对接家长的要求。作为一项惠民举措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从调查的情况看，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各地在做法上大同小异，都是家长申请说明原因，学校通过自办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承担，有“自办自管”，也有“委托三方”，经费由财政给予解决，对此可以概括为“财政买单、学校组织、机构实施、家庭受益”。当然，弹性的时间长短、范围的宽窄，与家长的诉求与期待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家长对学校在“弹性”的内涵外延上的更多要求，也让弹性离校的政策面临极大的压力。
弹性离校涉及政府、学校、家长、学生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其间存在利益平衡的关系，处理不当则会引发诸多新的矛盾。一者，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弹性离校面临着公平性的问题。由公共财政负担和学校实施的模式，是否考虑到了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二者，获得弹性离校的门槛是“实际需要”，只要提出申请就应当满足。实际的承载量能否满足需要，对学校的能力与智慧都是一种挑战。三者，公共财政的使用有效率与公平的考虑，与公众利益诉求的最大化之间，存在对立和冲突。在具体的实践中，究竟是自办自管更为高效，还是委托第三方更具效率，如何实现公益与市场的有机结合，都是值得考虑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目的正当性和方式合理性的统一，从中去寻找一种平衡。从初衷上讲，弹性离校确实存在极大的善意，并具有极强的民本性。但在市场体系下，善意最终成为善策，应在利益角力中寻求平衡并实现最大公约数。因此弹性离校，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应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界定，既要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又要量力而行，还有有专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并且避免责任的错位。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