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业爆发呼唤中国版《拜杜法案》

　　近期，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人工智能产业未来快速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不但在专利储备上位居世界前列，在每年专利的申请数量上也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但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和我国众多新兴产业发展情况类似，在应用和后续的产业化上，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仍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不小的差距。

　　为加快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政府应该进一步对现行法规政策做出调整，创造更有助于“产学研”融合的大环境，让众多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能够快速被企业利用，并最终实现商业化。

　　事实上，实现“产学研”融合是我国众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大目标之一，但现行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却不利于这一大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对于科研机构和人员而言，一旦将科研成果转让给商业机构，就意味着未来可能无法在相关科研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后续研究。因此，科研机构和人员为保证自身利益，更倾向于在转让科研成果时开出高价。另一方面，企业在科研成果商业化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承担着巨大的资金风险，也不愿意为转让科研成果“买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量具有创新活力和意愿的小微企业无力获得科研成果，后续的应用开发和商业化也就无从谈起。

　　这样的“困扰”并非我国独有，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解决方案”——美国就是在1980年通过《拜杜法案》解决了类似的问题。在《拜杜法案》出台前，美国每年只有不到5%的专利可以被商业部门利用进行商业化。而《拜杜法案》出台后，商业部门，特别是美国大量的小微企业，获得了以较少的资金利用科研成果进行商业化的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

　　在《拜杜法案》的支持下，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和商业化收益被分开。这样一来，科研机构和人员可以在获得一定收益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对科研成果的所有权，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研发；同时，商业机构可以相对少的资金获得科研成果，一旦成功实现商业化，则继续和科研机构、人员分享收益。在《拜杜法案》出台后的三十多年中，美国的科研机构和商业机构已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协同。在几乎所有的科技产业领域，甚至是需要大量技术储备的航天领域，都有大量创新企业能够迅速进入，这有效地保证了科研成果的转化，也大大激发了产业活力。

　　可见，产学研一体化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积累，我国科研水平不断提升，科研成果不断喷涌，正在进入科技产出的爆发期。如何打通从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从制度上破除束缚和阻力已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此，中国版《拜杜法案》的制定已是大势所趋。期望中国的制度创新能尽快跟上，让沉睡在实验室中的海量论文、专利、发明，变成可以被开发利用的产品和应用，最终改变人们的生活，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