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寻求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互解

2017年08月18日 08:42   来源:环球时报   程亚文

  去年底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和上台后高调宣称“美国第一”,这被解读为他要放弃美国的领导责任。随后,“谁来领导世界”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但争论也随之四起,有人指出中国内部挑战多多、国家治理体系还有不足,哪有资格和能力去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事?

  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如何炼成

  这种“资格论”有点简单化了。英国曾做过全球领导,美国仍是一个全球性领导国家,难道它们是在各自国家治理好了之后才开始领导世界的吗?显然不是。

  英国当年开始走向世界时,国内问题同样层出不穷。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斗得厉害,大批新教徒跑去美国后,国内纠纷才慢慢化解。美国更是如此,从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后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虽然很多方面都在“向上提升”,比如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化高歌猛进,但其“向下沉沦”的方面同样扎眼。

  1800年,美国还只是个远离国际纷争的农耕社会,一个世纪后的1900年则已成为日趋参与世界政治与商业的高度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短时间内,美国内外关系都发生巨变,但政治改进和社会组织的水平难以一下子跟上这种急速转变,因此乱象迭出,贫富分化、贪污腐败、族群对立、药品食物造假等问题严重。彼时的一些美国人甚至开始怀疑国家前途,都问美国到底有无出路。

  回头来看,是不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彼时的美国人就只想着“管好自己的事”,而对国家未来及在世界上的角色没有任何想法呢?

  有趣的是,今天一些人说中国“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没能力和资格去管其他,这样的话在当时的美国也不乏有之。比如1893年,第二届克利夫兰政府的国务卿沃尔特·格雷萨姆就曾提出,美国人应“待在国内专注于自己的事”,否则“他们将尽可能快地堕入地狱”。但这并非主流。那些从欧洲移民到北美的人们及其后代怀揣梦想,他们从未放弃对美国未来的憧憬。

  恰恰是在内部混乱甚至战争的阴影下,美国人开始梦想起领导世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威廉·西沃1866年就预言,美国必将不可避免地在商业上主宰“太平洋及其岛屿以及陆地”。美国经济规模在1880年左右赶上英国而居世界第一后,美国内部要做世界老大的声音随即增多。及至1941年,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美国世纪”一词。但请注意,当卢斯说起“美国世纪”时,他说这将由“不幸福的美国人”所创造,即他不认为当时的美国已处在美好状态,而还有待通过追逐“美国世纪”的梦想而使美国变得美好。

  事实也是如此,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世界逐渐进入“美国世纪”,美国也从原先奉行孤立主义、埋头“做好自己的事”,转向全面介入全球生活,在世界上担负起领导使命、注入“美国”标记。

  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中下叶以来,美国的领导使欧洲乃至世界免受法西斯的蹂躏,在为世界带来稳定与和平的同时,也为自身走出经济大萧条和内部政治、社会危机找到了出路,可谓利人利己。

  美国从孤立主义到全球领导的经历,带给今天的中国很多启示:第一,规模庞大而且实力渐强的国家很难回避领导责任,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参与。第二,不是必须等到实现内部良治后才有资格扮演领导角色。相反,大国敢于担负国际领导责任,往往能为化解内部问题创造更大空间、找到更好资源。第三,担任领导要讲艺术,需要尽量避开传统大国正在激烈博弈的领域,先在世界政治的“低地”站稳脚跟后,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全面介入国际事务。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期,正向全球性领导国家转变的美国在对外介入问题上采取了三种方式:向东对欧洲采取避免卷入战争的“我们不介入”策略;向南对拉丁美洲采取门罗主义的“你们别介入”策略;向西越过太平洋采取门户开放的“我们都介入”策略。

  这对今天的中国同样不无启示:对“老世界”即西方世界的事务要少参与,争取与其和平相处;对“新世界”即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事务要多参与,谋求与其共同发展,协同改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担负领导责任,现阶段要从亚洲做起,把与周围国家的关系处理好,再逐步延伸到更大区域。

  当年美国开始走向世界时,它的传教士先走了出去,满世界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在这方面,中国也应借鉴。在与其他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时,也要注意为其贡献理念、价值,要让它们越来越感受到与中国命运相通。只有这样,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进而为自身长远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后,中国当前急需重建基于现实形势的国际理想主义,提振自身道义形象和国际感召力,逐渐在国际上树立权威。

  近些年来,中国主动提供诸多国际公共产品,但背后缺乏清晰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建构。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基本都有理论支持,比如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革命理想主义,最近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实利主义,而当今中国需要建立的理想主义,则要对之过去有所超越。这种新的理想主义既要于己有利,也要利于世界;既要发展自己,又要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将会自然而然获得领导型国家的位置。

  就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现在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以国际视野、到国际层面寻求解决办法。更何况,当今的很多国际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与,也不可能解决。因此,现在的中国应树立新思路,寻求国内问题和世界问题的互解。(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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