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和上台后高调宣称“美国第一”，这被解读为他要放弃美国的领导责任。随后，“谁来领导世界”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但争论也随之四起，有人指出中国内部挑战多多、国家治理体系还有不足，哪有资格和能力去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事？

　　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如何炼成

　　这种“资格论”有点简单化了。英国曾做过全球领导，美国仍是一个全球性领导国家，难道它们是在各自国家治理好了之后才开始领导世界的吗？显然不是。

　　英国当年开始走向世界时，国内问题同样层出不穷。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斗得厉害，大批新教徒跑去美国后，国内纠纷才慢慢化解。美国更是如此，从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后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虽然很多方面都在“向上提升”，比如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化高歌猛进，但其“向下沉沦”的方面同样扎眼。

　　1800年，美国还只是个远离国际纷争的农耕社会，一个世纪后的1900年则已成为日趋参与世界政治与商业的高度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短时间内，美国内外关系都发生巨变，但政治改进和社会组织的水平难以一下子跟上这种急速转变，因此乱象迭出，贫富分化、贪污腐败、族群对立、药品食物造假等问题严重。彼时的一些美国人甚至开始怀疑国家前途，都问美国到底有无出路。

　　回头来看，是不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彼时的美国人就只想着“管好自己的事”，而对国家未来及在世界上的角色没有任何想法呢？

　　有趣的是，今天一些人说中国“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没能力和资格去管其他，这样的话在当时的美国也不乏有之。比如1893年，第二届克利夫兰政府的国务卿沃尔特·格雷萨姆就曾提出，美国人应“待在国内专注于自己的事”，否则“他们将尽可能快地堕入地狱”。但这并非主流。那些从欧洲移民到北美的人们及其后代怀揣梦想，他们从未放弃对美国未来的憧憬。

　　恰恰是在内部混乱甚至战争的阴影下，美国人开始梦想起领导世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威廉·西沃1866年就预言，美国必将不可避免地在商业上主宰“太平洋及其岛屿以及陆地”。美国经济规模在1880年左右赶上英国而居世界第一后，美国内部要做世界老大的声音随即增多。及至1941年，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美国世纪”一词。但请注意，当卢斯说起“美国世纪”时，他说这将由“不幸福的美国人”所创造，即他不认为当时的美国已处在美好状态，而还有待通过追逐“美国世纪”的梦想而使美国变得美好。

　　事实也是如此，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世界逐渐进入“美国世纪”，美国也从原先奉行孤立主义、埋头“做好自己的事”，转向全面介入全球生活，在世界上担负起领导使命、注入“美国”标记。

　　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中下叶以来，美国的领导使欧洲乃至世界免受法西斯的蹂躏，在为世界带来稳定与和平的同时，也为自身走出经济大萧条和内部政治、社会危机找到了出路，可谓利人利己。

　　美国从孤立主义到全球领导的经历，带给今天的中国很多启示：第一，规模庞大而且实力渐强的国家很难回避领导责任，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参与。第二，不是必须等到实现内部良治后才有资格扮演领导角色。相反，大国敢于担负国际领导责任，往往能为化解内部问题创造更大空间、找到更好资源。第三，担任领导要讲艺术，需要尽量避开传统大国正在激烈博弈的领域，先在世界政治的“低地”站稳脚跟后，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全面介入国际事务。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期，正向全球性领导国家转变的美国在对外介入问题上采取了三种方式：向东对欧洲采取避免卷入战争的“我们不介入”策略;向南对拉丁美洲采取门罗主义的“你们别介入”策略;向西越过太平洋采取门户开放的“我们都介入”策略。

　　这对今天的中国同样不无启示：对“老世界”即西方世界的事务要少参与，争取与其和平相处;对“新世界”即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事务要多参与，谋求与其共同发展，协同改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担负领导责任，现阶段要从亚洲做起，把与周围国家的关系处理好，再逐步延伸到更大区域。

　　当年美国开始走向世界时，它的传教士先走了出去，满世界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在这方面，中国也应借鉴。在与其他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时，也要注意为其贡献理念、价值，要让它们越来越感受到与中国命运相通。只有这样，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进而为自身长远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后，中国当前急需重建基于现实形势的国际理想主义，提振自身道义形象和国际感召力，逐渐在国际上树立权威。

　　近些年来，中国主动提供诸多国际公共产品，但背后缺乏清晰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建构。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基本都有理论支持，比如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革命理想主义，最近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实利主义，而当今中国需要建立的理想主义，则要对之过去有所超越。这种新的理想主义既要于己有利，也要利于世界;既要发展自己，又要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将会自然而然获得领导型国家的位置。

　　就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现在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以国际视野、到国际层面寻求解决办法。更何况，当今的很多国际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与，也不可能解决。因此，现在的中国应树立新思路，寻求国内问题和世界问题的互解。(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