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在开启下半程

　　李伟：

　　我国经济的上行动力与下行压力仍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多。但完全可以说，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基础正在增强，经济转型升级正在开启下半程。未来一个时期，只要我们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就会逐步从“降速”阶段进入“提质”阶段。

　　祁斌：

　　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新形势、新课题，我们要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对外投资战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化对外投资，从而既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又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2015年以来，中国海外并购的热点领域从资源能源转向高科技、制造业和消费类产业，折射出中国经济从对外出口占重要地位向内需为主的深刻转变。

　　宋清辉：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许多上市公司纷纷通过收购谋求跨界转型，形成“双主业”结构模式，上市公司跨界发展的目的一般是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降低依赖单一业务所带来的风险。不过目前来看，这些公司跨界转型之后，所形成的“双主业”发展模式，业绩普遍不佳。因此，投资者亦应对跨界转型的上市公司保持警惕。

　　甘犁：

　　中国经济目前在转型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核心都是消费不足和储蓄率过高的问题。这些年国家用了很多办法来促进消费，但是效果并不好。而实际上，解决了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可以完成的。

　　黄志龙：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由投资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转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居民消费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性消费转型、一般商品消费向品质商品消费转型，消费购买力在区域间城乡间的转移，将成为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

　　周其仁：

　　经济增长真正激动人心之处，是非连续性飞跃。经济当中绝大部分活动都是连续性的东西。但经济时代要有重大转变，要有大的看头，关键还是要有非连续的飞跃。这个飞跃就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原料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或者开辟出新的市场，找到一整套搞经济的新办法。

　　连平：

　　2017下半年，受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和表外转表内需求的影响，信贷增速可能较为平稳。“强监管”的推进步伐和去杠杆的进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融资运行。基建类投资融资需求下半年较上半年转弱，居民房贷需求受调控影响缩减会拖累下半年信贷需求。加之去杠杆背景下，银行负债端缺口相对较大，下半年资产端扩张动力自然会受到制约。当然也存在支撑信贷增长的积极因素，比如制造企业和出口部门企业融资需求的增长、表外融资回归表内，等等。全年信贷增速可能在12.5%附近，全年信贷增量约为13.5万亿，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约为18.5万亿。

　　林采宜：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明确将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来协调监管、覆盖监管空白领域，主要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过去几年金融业各类机构在业务创新的旗帜下超常规发展，“超”出了许多风险问题，而这些风险的产生不少源于监管套利，要杜绝监管套利的漏洞，监管协同成为控制风险的必要制度建设；第二，自从进入“大资管时代”，中国金融的混业经营已经势在必行，在这种趋势下，功能监管、业务监管的有效性将大大强于机构监管，无论任何机构、发展同样的业务遵守同样的规则有利于市场的公平性和规范性。从这个角度看，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监管体系适应业务发展的举措。

　　苏渝：

　　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小投资者占较大比重。中小投资者相对比较分散，属弱势群体。要真正做到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应建立先行赔偿制度，督促违法责任主体主动赔偿中小投资者。引导市场各类经营主体建立自主性投资者救济机制，设立专项风险准备金，拓宽赔偿资金来源，方便中小投资者充分及时便捷地获得赔偿。建立上市公司退市风险管理和补偿制度，减少中小投资者损失。如果不建立多元化纠纷证券民事解决机制，那么，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就成了一句空话。

　　范剑平：

　　大城市化是城市化下半场主要趋势，“大城市病”不会必然发作，仅在城市规划管理者管理水平跟不上规模扩张时才发作。一正多副的组合式城市群优于单中心都市圈，中国的行政分割权力太强阻碍经济要素的效率优先调整能力，公共服务资源过于集中在行政权力中心，试图用行政威权扩散经济要素，事倍功半。

　　管涛：

　　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积极因素正在不断积累。一是国内经济继续平稳运行，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二是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和金融监管加强，货币宽松进入尾声，有利于币值稳定；三是北向“债券通”启动、A股加入MSCI推进，国内对外金融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地位进一步巩固，有助于吸引资本流入；四是前期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已有一定调整，加上负债端恢复资本流入，资产端配置需求有所释放且相关监管加强，总体资本流出压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消耗；五是随着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市场可信度提高，下半年企业结汇意愿有望进一步增强；六是引入“逆周期因子”有助于未雨绸缪，更好应对美元走强可能给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的冲击；七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逐渐递减，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收敛，美元强势可能暂告段落；八是即便全球流动性可能进入拐点，但外需复苏有助于我国避免内外部紧缩双碰头的最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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