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
过去几年所谓“金融乱象”，主要集中在影子银行体系和互联网金融领域。前者的迅速膨胀，源于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后者的野蛮生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的空白和缺失。强化金融监管是大势所趋。中长期而言，对影子银行体系和互联网金融的治理，促使部分资金回流权益市场以及其他规范金融体系，并降低经济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从而对股票市场形成利好，这无疑更加关键。
吴晓求：
在监管模式上，要实现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政策功能上的相互协调与统一。微观审慎监管是新的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基石，宏观审慎政策则是新模式的灵魂。作为新监管模式基石的微观审慎监管，侧重于准入监管、行为监管和市场风险监管，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和指标，功能是阻隔风险、衰减风险、防范风险的外溢。作为新模式灵魂的宏观审慎政策，除货币政策外，必须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的警示评估体系、操作性工具和干预机制。
李南青：
很长一段时间，一些金融机构从追求利润的角度出发，导致金融业存在一定脱实向虚迹象，产生一定风险。目前，国家正在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业是立国之本，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未来要持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力度，引导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荆林波：
互联网金融对监管模式和监管手段提出了挑战。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手段已不足以应对互联网金融,必须有相应的新对策和新技术手段。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的监管,要搜集相关数据并加强数据分析。实际上,互联网金融平台掌握着大量的互联网资源,而监管者是不掌握的,监管者在这方面处于相对弱势。
焦小平：
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政府要转型，不能做全能政府，要做规则的制定人和监管人，市场的事坚决放给市场做。站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把PPP进行一次全面提升的改革，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它的核心在于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引进竞争，鼓励创新。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连平：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和工业产品价格上升的带动作用减弱，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回暖势头减弱。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都在推进新一轮的经济结构改革，以制造业为主的亚太地区国家具有较强的改革动力；资源依赖型国家逐渐加快结构改革转型，降低对资源出口的依赖，逐渐提升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
李晓枫：
不能把银行转型理解为选择一项技术就能解决问题。转型的重点在网络金融业务，要找出网络金融新业务模式，这是转型的核心，也是全部问题根本所在。银行金融科技转型目前还在探索，它的核心就是要找到新的稳定的获客模式。
赵庆明：
金融发展，一是金融业自己的发展与改革，要往前走，大中小金融机构都要发展起来；二是金融发展是为了服务好实体经济，这是本源，过去几年金融脱实向虚，脱离了这个本源，所以现在要回归本源。
顾云昌：
国内租赁市场一直发展相对缓慢，这是国内租售比价脱节严重导致的结果，另外涉及国人长期以来的理念问题。如果房价上涨过快势头能得到控制，做到房价上升比不上生活水平上升，房价上升和租金上升相差不那么大，租售比价相对合理，租赁市场就会逐渐发展起来。广州推出的租购同权是很好的举措。
宋清辉：
双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成就，和政策的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简政放权就是一大动力，不仅降低了创业门槛，还为创业者开辟了各种通道，相关政策也在行政、资金、行业准入门槛、税收等方面给予大量优惠，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参与创新、创造、创业。换句话说，政策支持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如今，我国依然在为经济发展不断优化、调整、改善，出台有利于国计民生、产业进步的政策，这将继续有助于产业发展、产品创新、推动出口等。
章玉贵：
当前，我国需要在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零部件研发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为此亟待针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技术，建立国家重大创新工程，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在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发资助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有效激励各种形式的自主创新。
言咏：
对于租购同权，要一分为二地看，放到更大的背景看。从培育和完善租房市场的角度，它不失为一个良善可期的政策，先不管能否改变中国人“买房心安”的固有观念，至少它试图减轻租房的弊端，让民众多一个选项。从政策落地，尤其是同权入学这一条款落地的角度，空间确实有限。
一帆：
改革的关键是取得共识，即金融要回归本源，明确定位，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这不仅需要金融业重新审视自己，认清方向，还要充分理解当前经济新常态，提升自身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找准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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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