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一带一路”旅游合作的三个关键

　　“一带一路”倡议将积极促成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除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于互联互通目标实现外，旅游在推动互联互通方面更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和作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则在于心相交。旅游是促进相互理解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正如习总书记曾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这里仅就旅游市场合作、对外旅游投资深化、旅游合作机制优化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期有助于“一带一路”旅游合作的务实推进和深化发展。

　　消费能力输出可缓解我国旅游资源、生态压力

　　“一带一路”旅游合作首先在于旅游客源的交流合作。普遍的分析都看到了目前旅游客流双向流动的不对等问题，也提出了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签证便利化的对策建议，但对造成旅游流动不对等的原因和沿线签证便利化的建议恐怕还需要深入分析。

　　旅游流动不对等，甚至入出流量悬殊，既有沿线国家的营销宣传、产品创新、服务适应等方面的原因，也包括沿线国家的安全形势、市场发育等方面的原因。因此不能笼统地提出改善签证便利性，优化双多边旅游流动。比如，需要充分考虑到旅游流动与安全形势之间的关系。在安全形势稳定的区域，完全可以加快推进旅游签证便利专属化措施；但在安全形势挑战严峻的部分区域，过于放松签证方面的手续，则存在输入性安全威胁等风险，因此只能实现有限度的市场合作。

　　当然，在旅游市场合作中也存在一种忧虑，那就是会不会存在我国输出消费能力远大于输入性旅游消费的问题。实际上，在旅游市场合作上，不仅要看到旅游消费能力的输出，更要看到旅游资源的相对输入。限制旅游消费能力的输出，其实是在增加我国旅游资源、旅游生态的压力。因此，我国对出境旅游消费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仅仅是大国心态、大国责任，也是地大物“薄”的客观现实所需要的。

　　对外旅游投资存在区域差异

　　“一带一路”旅游合作也体现在旅游投资合作上。对外旅游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整体格局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的几年中，无论是旅游投资的领域、规模和专业化程度，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对外旅游投资自然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所翘首企盼的。不过这种对外旅游投资绝对不是“（中国）资本+（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这么简单，在布局高大上的对外旅游投资项目时，更加需要重视沿线国家和地区居民的获得感，以“润物细无声”的“亲民风格”凸显“大国风范”。在倡议落实、项目落地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在对外旅游投资面临着“国别差异”“异国负担”的情况下，以“人民的名义”来考虑问题可以让旅游投资更具可持续性。

　　同时，也要看到对外旅游投资的区域差异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借由市场自发的发展，旅游流、资金流等基本可以顺畅流动；而对东南亚和东北亚，则要加强对度假资源投资的引导，要充分挖掘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度假旅游资源潜力，以消化我国庞大的度假旅游需求；对于南亚地区，则除目前广受我国游客喜欢的马尔代夫等地外，更要高度重视和引导我国旅游消费和投资进入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聚焦印度，可以引导我国国民通过旅游的方式，更深刻地认识印度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

　　在现有机制上叠加旅游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有赖于多元机制的优化。“一带一路”旅游合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但绝不是另起炉灶、另谋发展，而是要尽量借助现有机制，通过在现有机制上叠加旅游合作机制，推动合作不断走向深入。比如，可以考虑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现有机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增设旅游工作组，在世界旅游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内植入“一带一路”旅游合作议题。在媒旅融合机制方面，不仅要借助媒体做好营销推广的工作，更要为我国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社会舆论环境。

　　在对外援助机制的基础上，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的经验，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援助的统筹机构。高度重视在境外建立相应的非政府组织或加强与对华友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投资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

　　旅游完全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先行一步，也可以充分考虑借助这两个机制取得更好的发展。在双多边教育合作机制上，也可以将旅游人才培养作为重点合作内容。比如可以在中国建立东盟旅游教育交流中心，鼓励相关院校组成中国—东盟旅游教育联盟；可以考虑面向中亚地区合作的需要，加强对我国相应少数民族学生的旅游教育倾斜；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级别旅游官员以及在华留学研究生旅游专业深造的专项资助等；加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旅游发展问题的专题研究和成员专项拓展。

　　当然，“一带一路”旅游合作的深化，还可包括为更具有创新意识和风险意识的民间资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积极作为搭建平台、创造条件、争取政策；制定“一带一路”旅游合作重点清单，比如建立专门智库，扎实推进对沿线国家旅游发展研究，阶段性合作重点领域和阶段性优先合作地区，形成合作早期收获计划，扎实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旅游合作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