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就是，全球治理需要一个稳定的大环境，一个基本稳定的世界经济市场环境和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全球战略稳定”。这种稳定并不是现成就有的，而要努力争取，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
■要从20个经济体的自身稳定性做起，进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稳定，形成世界经济宏观稳定和地缘政治战略稳定。在全球治理机制尚未充分形成的条件下，应先从单极霸权秩序向主要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治理机制转变，以此作为未来全球治理形态的过渡和雏形
■G20杭州峰会应当是大国稳定合作机制的开端，是世界从不稳定性走向相对稳定的转折点。这种稳定机制需要新的理念，就是“创新、包容、开放、协调”，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就是摒弃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集团排他思维等旧观念和旧战略
■黄仁伟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了。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从全球发展的四个“I”（创新、包容、开放、协调）等理念，到促进增长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都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世界需要G20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G20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就是，全球治理需要一个稳定的大环境，一个基本稳定的世界经济市场环境和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全球战略稳定”。这种稳定并不是现成就有的，而要努力争取，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如果没有这个稳定，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欧盟稳定出了问题。英国退欧带来的震荡并没有引发地震，却导致一个较长时间的不稳定性：至少需要3年的谈判来解决各种法律程序和义务问题，有关市场通道和人员流动的待遇问题，以及还会牵涉到欧元和英镑的稳定问题。欧盟本身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南北欧之间的不均衡性和脆弱性又可能引发欧盟内部的裂痕加深。外部导入的难民问题和暴恐问题有增无减，继续威胁欧洲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欧洲对稳定的需要超过任何其他大陆，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头等大事。
中东稳定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土耳其的未遂政变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清洗，使得这个北约盟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与土耳其找到战略利益结合点，这不仅在冷战时期没有过，甚至在几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也罕见。伊朗和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政治相互接近，已经引起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紧张。
解决叙利亚等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时可能引发中东地区教派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在更大范围输出，以至引发地区大国填补权力真空的冲动。就此而言，中东地区的稳定性问题较之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乌克兰问题为核心的欧亚地区，至今没有出现稳定的基本条件。由于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长期低迷，俄罗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又遇到西方制裁，其经济困难必然影响其对外政策，向西方示强是最有力的选择。乌克兰依靠欧盟援助才能维持国家运转，现在欧盟自身难保，不可能继续对乌克兰大规模“输血”。西方为乌克兰而跟俄罗斯大规模摊牌的可能性很低，同时又十分担心俄罗斯以突然方式在乌东部建立势力范围。此外，俄乌两家都有把国内问题向外转移的需要。一旦北约和欧盟稍有疏忽，新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即使没有大规模对抗，两者间的和平在短期内也难以建立起来。
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面临挑战。东亚原本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发展最快的地区（没有之一），但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东亚地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将打破地区战略平衡，可能引起的战略竞争将非常严重。朝鲜不断进行核武器和导弹武器试验，加剧东亚地区战略稳定呈现螺旋式下滑趋势。
美国主导的同盟集团在南海地区集结军事力量，试图迫使中国接受所谓仲裁案，形成东亚地区稳定可能失控的另一个焦点。同时，日本安倍政府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台湾地区蔡英文当局试图抹煞“九二共识”，构成破坏地区稳定的两个潜在根源。由此而知，东亚地区的不稳定问题不仅已经上了桌面，而且可能比其他地区更不稳定。
再看美国，大选暴露出这个国家的不稳定性。总统候选人似乎都找不到为世界提供必要公共品的方向和能力，都提不出让世界秩序更加稳定的战略思维和措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入主白宫，都难以使现有的不稳定性转化为稳定性。同时，在美国国内，中产阶级的不满只是社会经济结构剧变的冰山一角，人口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的极不均衡将造成美国国内的长期不稳定。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命题，已成为此次大选乱局的核心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如果美国国内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结构，而且白宫也越来越无力、没办法来解决这些不稳定性，那么世界还能不能指望美国来保持稳定呢？
世界范围不稳定问题的根源何在？
首先是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上行阶段，到2009年左右出现下行拐点，由此产生全球范围的结构调整问题。一系列经济不稳定性导致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其次是全球化经济与全球治理不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资本流动性问题、财富悬殊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气候—低碳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有组织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疾病流行问题等，急需控制却无法控制。可见，原有国际秩序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巨大需求。
再次是美国霸权与国际新秩序的矛盾。面对世界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巨变，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旧秩序，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受挑战，根本不考虑如何包容新兴经济体，如何形成新的力量平衡，如何实现新旧规则体系的过渡。
最后是旧的国际组织体系无法承担构建新的秩序使命。联合国并没有一个以全球治理为主要目标的安理会，而G20尚不具备作为国际组织的形态和要素，需要机制化常态化建设。联合国与G20之间需要建立稳定的联动、兼容乃至共同治理机制。其他区域性、功能性国际机制也普遍存在调整、改造、创新的问题，存在与新国际机制的融合问题。
出路何在？G20要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就是维护世界范围的大局稳定。要从20个经济体的自身稳定性做起，进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稳定，形成世界经济的宏观稳定和地缘政治的战略稳定。在全球治理机制尚未充分形成的条件下，应先从单极霸权秩序向主要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治理机制转变，以此作为未来全球治理形态的过渡和雏形。
例如，如何协调和保持世界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如何管控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防止新的金融危机发生；如何共享低碳技术、防止气候变暖加速的趋势；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等等。
如果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能够构建大国合作稳定机制，那么在全球治理其他领域同样可以建立起类似的稳定机制。
稳定是一切合作机制的基础和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G20杭州峰会应当是大国稳定合作机制的开端，是世界从不稳定性走向相对稳定的转折点。它将排除干扰，确保达成共识并付诸实施；它将为G20的机制化常态化开辟道路，使全球治理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未来。
这种稳定机制需要新的理念，就是“创新、包容、开放、协调”，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就是摒弃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集团排他思维等旧观念和旧战略。推动、促进、保障东亚、亚洲乃至全球稳定，是新时期中国作为新型大国身体力行的责任和实践。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中国学论坛秘书长）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