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会:开启大国稳定合作机制

2016年09月06日 13:38   来源:解放日报   

  ■G20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就是,全球治理需要一个稳定的大环境,一个基本稳定的世界经济市场环境和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全球战略稳定”。这种稳定并不是现成就有的,而要努力争取,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

  ■要从20个经济体的自身稳定性做起,进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稳定,形成世界经济宏观稳定和地缘政治战略稳定。在全球治理机制尚未充分形成的条件下,应先从单极霸权秩序向主要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治理机制转变,以此作为未来全球治理形态的过渡和雏形

  ■G20杭州峰会应当是大国稳定合作机制的开端,是世界从不稳定性走向相对稳定的转折点。这种稳定机制需要新的理念,就是“创新、包容、开放、协调”,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就是摒弃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集团排他思维等旧观念和旧战略

  ■黄仁伟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了。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从全球发展的四个“I”(创新、包容、开放、协调)等理念,到促进增长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都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世界需要G20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G20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就是,全球治理需要一个稳定的大环境,一个基本稳定的世界经济市场环境和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全球战略稳定”。这种稳定并不是现成就有的,而要努力争取,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如果没有这个稳定,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欧盟稳定出了问题。英国退欧带来的震荡并没有引发地震,却导致一个较长时间的不稳定性:至少需要3年的谈判来解决各种法律程序和义务问题,有关市场通道和人员流动的待遇问题,以及还会牵涉到欧元和英镑的稳定问题。欧盟本身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南北欧之间的不均衡性和脆弱性又可能引发欧盟内部的裂痕加深。外部导入的难民问题和暴恐问题有增无减,继续威胁欧洲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欧洲对稳定的需要超过任何其他大陆,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头等大事。

  中东稳定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土耳其的未遂政变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清洗,使得这个北约盟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与土耳其找到战略利益结合点,这不仅在冷战时期没有过,甚至在几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也罕见。伊朗和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政治相互接近,已经引起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紧张。

  解决叙利亚等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时可能引发中东地区教派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在更大范围输出,以至引发地区大国填补权力真空的冲动。就此而言,中东地区的稳定性问题较之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乌克兰问题为核心的欧亚地区,至今没有出现稳定的基本条件。由于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长期低迷,俄罗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又遇到西方制裁,其经济困难必然影响其对外政策,向西方示强是最有力的选择。乌克兰依靠欧盟援助才能维持国家运转,现在欧盟自身难保,不可能继续对乌克兰大规模“输血”。西方为乌克兰而跟俄罗斯大规模摊牌的可能性很低,同时又十分担心俄罗斯以突然方式在乌东部建立势力范围。此外,俄乌两家都有把国内问题向外转移的需要。一旦北约和欧盟稍有疏忽,新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即使没有大规模对抗,两者间的和平在短期内也难以建立起来。

  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面临挑战。东亚原本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发展最快的地区(没有之一),但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东亚地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将打破地区战略平衡,可能引起的战略竞争将非常严重。朝鲜不断进行核武器和导弹武器试验,加剧东亚地区战略稳定呈现螺旋式下滑趋势。

  美国主导的同盟集团在南海地区集结军事力量,试图迫使中国接受所谓仲裁案,形成东亚地区稳定可能失控的另一个焦点。同时,日本安倍政府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台湾地区蔡英文当局试图抹煞“九二共识”,构成破坏地区稳定的两个潜在根源。由此而知,东亚地区的不稳定问题不仅已经上了桌面,而且可能比其他地区更不稳定。

  再看美国,大选暴露出这个国家的不稳定性。总统候选人似乎都找不到为世界提供必要公共品的方向和能力,都提不出让世界秩序更加稳定的战略思维和措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入主白宫,都难以使现有的不稳定性转化为稳定性。同时,在美国国内,中产阶级的不满只是社会经济结构剧变的冰山一角,人口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的极不均衡将造成美国国内的长期不稳定。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命题,已成为此次大选乱局的核心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如果美国国内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结构,而且白宫也越来越无力、没办法来解决这些不稳定性,那么世界还能不能指望美国来保持稳定呢?

  世界范围不稳定问题的根源何在?

  首先是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上行阶段,到2009年左右出现下行拐点,由此产生全球范围的结构调整问题。一系列经济不稳定性导致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其次是全球化经济与全球治理不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资本流动性问题、财富悬殊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气候—低碳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有组织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疾病流行问题等,急需控制却无法控制。可见,原有国际秩序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巨大需求。

  再次是美国霸权与国际新秩序的矛盾。面对世界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巨变,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旧秩序,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受挑战,根本不考虑如何包容新兴经济体,如何形成新的力量平衡,如何实现新旧规则体系的过渡。

  最后是旧的国际组织体系无法承担构建新的秩序使命。联合国并没有一个以全球治理为主要目标的安理会,而G20尚不具备作为国际组织的形态和要素,需要机制化常态化建设。联合国与G20之间需要建立稳定的联动、兼容乃至共同治理机制。其他区域性、功能性国际机制也普遍存在调整、改造、创新的问题,存在与新国际机制的融合问题。

  出路何在?G20要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就是维护世界范围的大局稳定。要从20个经济体的自身稳定性做起,进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稳定,形成世界经济的宏观稳定和地缘政治的战略稳定。在全球治理机制尚未充分形成的条件下,应先从单极霸权秩序向主要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治理机制转变,以此作为未来全球治理形态的过渡和雏形。

  例如,如何协调和保持世界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如何管控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防止新的金融危机发生;如何共享低碳技术、防止气候变暖加速的趋势;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等等。

  如果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能够构建大国合作稳定机制,那么在全球治理其他领域同样可以建立起类似的稳定机制。

  稳定是一切合作机制的基础和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G20杭州峰会应当是大国稳定合作机制的开端,是世界从不稳定性走向相对稳定的转折点。它将排除干扰,确保达成共识并付诸实施;它将为G20的机制化常态化开辟道路,使全球治理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未来。

  这种稳定机制需要新的理念,就是“创新、包容、开放、协调”,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就是摒弃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集团排他思维等旧观念和旧战略。推动、促进、保障东亚、亚洲乃至全球稳定,是新时期中国作为新型大国身体力行的责任和实践。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中国学论坛秘书长)

(责任编辑:范戴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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