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各有关机构、部门和社会各界反响积极，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即“术”的层面进行大胆探索和尝试，而且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从基本理论层面即“道”的层面给出回答。如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智库应承担哪些职能？如何建设中国特色高端智库？能否对这些问题给出清晰明确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国智库建设的成效。
当代中国智库的主要功能
决策智力资源的聚合功能。在决策体系中尽可能地把社会各方优质资源汇集整合起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现代决策涉及知识日趋专业化，其背后利益关系高度复杂化，各种方案体现着经济、技术、社会的多重理性和价值追求。如果没有清晰的问题建构和群体利益损益分析，基于简单经验做出决策，难免会出偏差、犯错误。智库可以通过专家座谈会等各种途径，获得更全面准确的信息与分析，提出多种备选方案，并预判每种方案可能带来的政策效果。由此，使过去没有或少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的一些专业人士，通过机制化渠道参与决策。
连接体制内外的桥梁功能。处于体制内外的人士，对政策问题建构和情势分析有很大差别。不同于一般的科研院所，智库以服务于政府决策为目的，更了解政府决策过程，通过专家系统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可以成为沟通体制内外的桥梁。西方国家通过“旋转门”机制来实现人员流动，是扩大决策选项、提高决策质量的制度性保障。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制度化的政府与智库人员流动机制，应通过改革提供保障，逐步发挥智库的桥梁功能。
联系各类社会群体的延伸性管道功能。对于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各利益方都有自己的解读，智库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通过研讨等形式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宣介，澄清事实，消除公众误解，引导社会预期。还可以征集各方意见，向政府部门报送调研报告，或公开发声引起关注，促进政府重视和解决问题。
思想交汇竞争的平台功能。智库能够提供不同的政策思想、政策主张、政策方案，有利于防范或消除政策观点垄断。这项功能是通过智库体系而非单个智库来实现的。在这一“竞优”系统中，智库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获得对决策的更大影响力，由此也形成了智库间的竞争和淘汰机制。
同国外智库的沟通功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政策往往对他国有着强大的“外溢”效应，同时也受其他国家的“外溢”效应影响，因此需要高层次专业化的政策协调。各国智库间的战略对话已经成为增进互信、消除误解误判的重要国际交流平台。近年来，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等全球广泛关注的政策主张，需要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中国智库要与国外智库建立联系，利用紧密联接政府、联系决策的优势，发挥“第二轨道”作用，为政府提供沟通和咨询服务，并在国际智库网络中创设中国议题、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问题与建议
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应警惕出现以下问题：智库专家技术理性与政府部门现实理性无法协调，政府部门觉得智库所提政策议题、主张、方案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智库觉得政府对外部智力资源缺少重视与利用；由于缺乏个人成长空间、社会认同度和有竞争力的收入保障等，智库难以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无法很好发挥应有作用；个别智库由于中立性不够、自律不严，成为社会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附庸。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
积极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经验，坚持开放式学习态度，同时注意国情和政治制度差异。
由于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不同，各国的智库发展路径不尽相同。比如智库的独立性问题。美国智库大多依托于基金会、财团等各类组织，依存于三权分立和两党竞选制，标榜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不接受政府拨款，但接受政府对具体研究项目的经费资助。事实上，很多声称独立的智库都有深厚的党派背景。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智库基于共同愿景进行协商式参与，服务于执政党所确立的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发展战略目标。
但各国智库都有需要解决的共通性问题，如智库的运营、管理、考评、激励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应当适度地向国外知名智库学习。我国很多智库机构是体制内单位，基本按照一般体制内事业单位来管理，智库研究人员在参加国际交流、获得研究报酬、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都遇到了一定困难。此外，我国目前还没有智库获取社会筹资、捐赠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应在这些方面积极借鉴国外智库的先进经验。
明确智库各职能的主辅关系并实现有机衔接，坚持以高质量思想产品取胜。
思想产品质量是智库的生命线和竞争力来源，积极宣介智库成果也是其职责所在。但要清醒认识到，如果没有实实在在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支撑，智库就可能变成空洞的“喇叭型”智库。当前，中国智库发展不仅要鼓励研究“短时段”问题，注意跟踪关注短期内重大事件，更要关注“中时段”和“长时段”问题，特别是对未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和预判。过于看重短期舆论效应不利于智库健康发展。
有的研究成果在一定时期内不适合公开发表，有的前瞻性成果没有引起决策者及时关注，因此智库成果不能简单地通过舆论效应做评判。智库研究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要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或方案。在研究方法上，智库报告要简明、平实、严谨，围绕“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基本逻辑展开。
坚持以人才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吸引、培养、激励、用好人才。
对于智库来说，人是最为宝贵的财富。智库人才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要有对世情、国情的充分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要以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有竞争力的经济收入和良好的职业声望，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智库工作。
推进国际、国内智库间的同行交流，着力提高研究人员的专业水平，提倡通过大量的跨学科、跨领域协作提高研究质量，鼓励将新概念、新模式引入政策研究和讨论，不断拓宽政策视野，提高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要建立专门的智库人才培养渠道与机制。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智库内外人员流动机制。促进智库与政府部门的人员流动，增强智库人员对政府决策服务需求的认知，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同时智库也为政府部门注入“新鲜血液”，成为政府的“人才储备池”。
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评价与激励机制。解决好研究人员业绩考核中“质”与“量”的合理折算关系，研究人员专业研究工作与一般公务工作的关系，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分配比例关系等。
走多元化、多层次智库发展路线，建设类型齐全、功能完备的智库生态体系。
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各智库应清晰定位、发展特色，共同形成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生态体系，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以服务对象划分，有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国家级智库，和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智库；以研究方向划分，有研究战略、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安全等各领域的智库。当前，我国地方智库发展不足，一些领域专业智库发展还相对滞缓。
智库以服务政府决策为目的，作为思想产品的供给方与需求方，智库与政府间关系模式决定了其功能的发挥程度。要解决好“身位”、连接机制和服务内容问题。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近身型”智库能根据需求，为政府提供及时服务，与政府关系较为松散的“中远身型”智库，其研究成果可能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参考价值。连接机制方面，可以研究建立政府部门与智库不定期的供需对接机制，发挥智库的参考咨询作用。在服务内容上，要处理好服务政府决策和服务政府一般工作的关系。智库应以思想产品和专业化知识服务决策，不宜过多参与常规性、一般性工作，否则将会影响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造成人才和智力资源的浪费。
（作者：张大卫、徐占忱，分别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