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ofo、摩拜等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风靡起来后，各大媒体有关“共享经济”话题的跟进就从未间断，正当广大文艺青年和环保爱好者对这一新生事物寄予美好憧憬之时，有关“共享单车被蓄意破坏偷窃”的各种负面报道却戳中了社会的痛点，“国民素质”这一话题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说“共享单车”就是一面照出中国人素质的照妖镜，但一味讨伐国民素质在此类事件中的罪责，却不从多方面深究这种社会失范现象的根源，这无疑是一种类似道德绑架的盖棺定论。
抛开惯性思维来看，当我们不再持有凡事挂钩国民素质的陈旧论调，不再将社会现象简单归结为个人意志，我们会发现所谓损害公共利益的不端行为都与缺乏追责和惩罚机制息息相关。公共利益本身就是社会多方个体共同协商妥协的结果，要想公民在这个大环境下自发地提高素质，首先就是要形成一套合理且牢固的行为规则，比如法律。其实，国民失范行为的根源就是在于环境怂恿了人性负面因素的肆虐。除去我国本身对损害公共财产的法律追惩不甚详细、强效外，“共享单车”在这一方面明显没有根据具体社会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多地的报道显示，本用于追踪的车牌序列号被大量涂改；车辆本身没有GPS追踪系统；用户违反条例规定也不甚清晰以至于被忽视。这种以自觉考验人性的理想模式犹如高台楼阁，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全的臆想体系，无法对国民素质进行塑造，更无法对其进行一锤定音的考量。
再者，将ofo等商业模式上升为社会公共意志也是一种不准确的判定。实际上，共享经济的诞生是一场以网络式分享为平台的商业融资。这一方面鼓励号召消费者动员自身的信息数据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也借用“公益”和“自觉”的旗号巧妙规避了政府管制所带来的成本和限制。所以当我们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公民素质进行口诛笔伐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种经济本身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适用度，是否想过比起泛泛地维护社会公德，我们更像是盲目地拥护了一种未成熟的新经济模式而已。
这也很大程度上批判了社会的一种定势思维，大多数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绝对优势批驳一种社会现象时，实质上也是一种缺乏独立思维的“甩锅”行为。任何社会不端行为的滋生必定有纵容其生长的温床，而简单地道德绑架很容易甚嚣尘上成为主流，形成一种群体对于另外一种群体的偏见。深究“共享单车”当前遭遇瓶颈的根源，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很及时的反思，重新考虑“自由”和“规则”之间的平衡而不再单纯考验人性，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