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是要解决好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干、怎么评的问题。其中，关于怎么评的问题，对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起着至关重要的“指挥棒”作用。
“跟随”西方模式的局限显现
目前，国内通行的大学评估体系，大多是借鉴乃至“跟随”西方模式构建起来的。这一方法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等方面有过积极贡献。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大学评估体系是其全球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旨在培养并在全球范围内招揽人才资源。
这种人才培养和评估模式，忽略了全球经济和教育的包容性、差异性发展，给全球教育发展造成的不平衡局限正逐渐显现。它对我国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归纳下来主要有：
目标异化，资源错配。国内以高校评估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学排名，并依据这个排名榜单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这种注重“评教”的模式，以经费投入、师资投入、仪器设备投入及教师的科研产出评估为主，而真正用于人才培养的资源关注度相对不足，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人才的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得不到解决，尤其表现为人才供给侧的质量问题颇受争议。
数据污染，逆向选择。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主要有独立非营利认证机构的认证类评估、高校内部的诊断类评估以及商业机构的排名类评估。其中，商业机构运作的高校排名主要面向家长和考生选高校、选专业时做参考，高校对此类排名并不完全认同。主要原因是，此类排名被认为只显示了高等教育输出结果的浅层次表象，并没有解释清楚排名背后的学校教育理念、发展特色、培育过程及学校与学生的匹配度等深层次问题。它往往起不到真正的激励作用，反而会伤害某些专业和高校，并借助信息不对称机制引发逆向选择。它对中国的影响是：高校排名异化成抢夺生源、获取更多教育资源的依据，容易导致数据造假等现象发生，高等教育数据污染问题成为顽疾。
价值偏离，结构失衡。目前，世界上关于大学的排名达50余种。分析受政府、学校和社会重点关注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可以发现，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中，过于注重以论文为代表的科研学术水平和同行评议。这种“以科研学术为导向”的评估指标体系引入国内后，尽管增加了一些本土化指标，权重也有微调，但指标权重结构整体仍不合理。例如，有些排名甚至没有设置文化传承等特殊属性的操作性指标，误导高校的价值导向功能窄化为发表论文，而且最好是获得英文学术界认可的论文。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发展逐渐偏离国家和社会赋予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重要使命，尤其是对本科人才的培养状况影响更大。
细化增量指标 优化权重结构
学术无国界，大学有国界，学者有国别。我们有必要瞄准服务国家的需要、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重构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体系和准则。
一是时空观的调适。大学评估的逻辑起点，既要放宽历史的视野，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规律，认清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与个性；又要坚持面向未来，立足于当前，而不仅仅是过去。从中世纪意大利大学的兴起、英国住宿制学院的出现，到19世纪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再到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都抓住了时代契机，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坚持特色办学，形成了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洪堡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批至今仍然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著名大学。当前，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科学活动多中心的又一中心。我们要构建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承担起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弯道超越、换道超越、支撑自身发展战略的功能。
二是价值观的扭转。当前主要的几个国际大学排行榜，主要面向过去的数据采集，采用面向西方的指标要素。同时，在声誉指标上的调研对象选取、科研指标上的文献计量方法等方面，英语国家高校具有先天优势。部分排行榜还承载了高等教育输出、文化输出、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国家战略。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应该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为牵引，以制定中国标准、给出中国范式、体现中国担当为使命，重构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评价模型。
三是增量观的确立。大学评估的根本目的在于诊断高校问题、指引发展方向、提升高等教育的贡献度。大学功能是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高等教育发展而不断拓展的。从大学组织起点的知识传播、文化传承到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再到社会服务的延伸，每一条价值链都要关注价值增量问题，要从“重过去、重输入、重存量”的评估，转变为“重未来、重过程、重增量”的评估。
无论是排行榜指标表层的时效性问题、指标变量的契合性问题，还是深层的价值导向、发展导向问题，都需要强化增量观。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所有相关群体都有获得感、增值感和认同感，如国家和社会有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的增量，学生有综合素质的增量，各级各类高校有地位、声望的增量，以及所有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和对象对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认同感。在这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需强化分层分类指引，细化增量输出指标，优化指标权重结构。
四是发展观的指引。当前一些国家的政府和高校，试图通过改变排行榜排名来破解世界一流大学地位难题，或被动纳入英美世界大学评价模型，或推出单独排行榜改变排序。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逻辑起点，应是主动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和科教兴国等国家战略，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实现并不断扩大全球影响力。
发展观要解决如何对标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构建中，解决的不是当前排序，而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研究面向未来的大学功能拓展趋势，在大学科研实力、社会贡献、国际声誉等主要共性观测点基础上，着重探索面向国家发展需求的个性指标，从单一的综合排名扩展为学科排名、贡献度排名。同时，不断增强学术话语能力、传播力、评价体系生态建设。坚持中国特色和战略定力，立足中国实践并服务国家需要，坚持特色办学。
打好“四张牌”确保评估公正
按照教育部的总体部署，2017年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全面启动，并将组建专家委员会研究确定具体遴选条件和认定标准。作为“双一流”建设中的管、办、评多方主体，责任重大。从高等教育评估的角度看，要严格遵循“管、办、评”分离原则，构建“政府、高校、评估机构、社会”四位一体的共治机制。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打好“双一流”评估的规范牌。目前，我国尚缺少教育评估的上位法，教育评估的相关规章制度也不完善，教育评估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状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破解制度短板，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供给，推进教育评估的立法、完善教育评估体系、健全评估准入机制、出台教育评估的国家标准，从制度层面为高校和评估机构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环境。
高校要打好“双一流”内控的质量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的课程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内核，高校必须打好课程的质量牌。在课程理念方面，坚持立德树人中心环节，树立“课程思政”理念，探索全员、全课程大思政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向上的价值观；在课程内容方面，与国家、社会及人类发展的最新需求结合，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最新发展结合； 在教学方法方面，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实现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转变；在课程评价体系方面，以学生学习经历和学生获得感为导向，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评价与成长增量的评价，注重社会评价、专业评价和用人单位评价；在课程支撑体系方面，强调将全校和全社会资源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注重科研成果和社会实践成果进课堂，注重业界参与人才培养。
评估机构要打好“双一流”评价的独立牌。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2015年提出、2016年试点、2017年即将全面启动，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生事物进行评估，目前尚缺乏科学的评估指标和标准体系，评估专家库也亟待充实。评估机构作为独立非盈利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可加快建设专家库、标准库、方法库、数据库，完善独立的运作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培训专业化评估队伍，从而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权威性。
社会要打好“双一流”筛选的理性牌。目前，面对鱼龙混杂、混淆视听的各种大学排名，我们要破除“羊群效应”，理性看待各种排名，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对高校造成的伤害。排行榜上高校的排名固然对选择和评价学校有参考价值，但这些排名背后的各种动机值得推敲。尤其要引入学校的发展定位、教育理念、人文传统、专业特色等与考生兴趣专长特长的匹配度等指标，帮助公众在选择和评价时进行理性分析。
（作者为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