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评估不能总是“跟随”

2017年03月07日 09:04   来源:解放日报   徐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是要解决好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干、怎么评的问题。其中,关于怎么评的问题,对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起着至关重要的“指挥棒”作用。

  “跟随”西方模式的局限显现

  目前,国内通行的大学评估体系,大多是借鉴乃至“跟随”西方模式构建起来的。这一方法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等方面有过积极贡献。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大学评估体系是其全球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旨在培养并在全球范围内招揽人才资源。

  这种人才培养和评估模式,忽略了全球经济和教育的包容性、差异性发展,给全球教育发展造成的不平衡局限正逐渐显现。它对我国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归纳下来主要有:

  目标异化,资源错配。国内以高校评估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学排名,并依据这个排名榜单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这种注重“评教”的模式,以经费投入、师资投入、仪器设备投入及教师的科研产出评估为主,而真正用于人才培养的资源关注度相对不足,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人才的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得不到解决,尤其表现为人才供给侧的质量问题颇受争议。

  数据污染,逆向选择。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主要有独立非营利认证机构的认证类评估、高校内部的诊断类评估以及商业机构的排名类评估。其中,商业机构运作的高校排名主要面向家长和考生选高校、选专业时做参考,高校对此类排名并不完全认同。主要原因是,此类排名被认为只显示了高等教育输出结果的浅层次表象,并没有解释清楚排名背后的学校教育理念、发展特色、培育过程及学校与学生的匹配度等深层次问题。它往往起不到真正的激励作用,反而会伤害某些专业和高校,并借助信息不对称机制引发逆向选择。它对中国的影响是:高校排名异化成抢夺生源、获取更多教育资源的依据,容易导致数据造假等现象发生,高等教育数据污染问题成为顽疾。

  价值偏离,结构失衡。目前,世界上关于大学的排名达50余种。分析受政府、学校和社会重点关注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可以发现,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中,过于注重以论文为代表的科研学术水平和同行评议。这种“以科研学术为导向”的评估指标体系引入国内后,尽管增加了一些本土化指标,权重也有微调,但指标权重结构整体仍不合理。例如,有些排名甚至没有设置文化传承等特殊属性的操作性指标,误导高校的价值导向功能窄化为发表论文,而且最好是获得英文学术界认可的论文。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发展逐渐偏离国家和社会赋予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重要使命,尤其是对本科人才的培养状况影响更大。

  细化增量指标 优化权重结构

  学术无国界,大学有国界,学者有国别。我们有必要瞄准服务国家的需要、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重构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体系和准则。

  一是时空观的调适。大学评估的逻辑起点,既要放宽历史的视野,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规律,认清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与个性;又要坚持面向未来,立足于当前,而不仅仅是过去。从中世纪意大利大学的兴起、英国住宿制学院的出现,到19世纪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再到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都抓住了时代契机,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坚持特色办学,形成了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洪堡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批至今仍然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著名大学。当前,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科学活动多中心的又一中心。我们要构建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承担起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弯道超越、换道超越、支撑自身发展战略的功能。

  二是价值观的扭转。当前主要的几个国际大学排行榜,主要面向过去的数据采集,采用面向西方的指标要素。同时,在声誉指标上的调研对象选取、科研指标上的文献计量方法等方面,英语国家高校具有先天优势。部分排行榜还承载了高等教育输出、文化输出、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国家战略。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应该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为牵引,以制定中国标准、给出中国范式、体现中国担当为使命,重构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评价模型。

  三是增量观的确立。大学评估的根本目的在于诊断高校问题、指引发展方向、提升高等教育的贡献度。大学功能是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高等教育发展而不断拓展的。从大学组织起点的知识传播、文化传承到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再到社会服务的延伸,每一条价值链都要关注价值增量问题,要从“重过去、重输入、重存量”的评估,转变为“重未来、重过程、重增量”的评估。

  无论是排行榜指标表层的时效性问题、指标变量的契合性问题,还是深层的价值导向、发展导向问题,都需要强化增量观。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所有相关群体都有获得感、增值感和认同感,如国家和社会有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的增量,学生有综合素质的增量,各级各类高校有地位、声望的增量,以及所有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和对象对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认同感。在这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需强化分层分类指引,细化增量输出指标,优化指标权重结构。

  四是发展观的指引。当前一些国家的政府和高校,试图通过改变排行榜排名来破解世界一流大学地位难题,或被动纳入英美世界大学评价模型,或推出单独排行榜改变排序。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逻辑起点,应是主动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和科教兴国等国家战略,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实现并不断扩大全球影响力。

  发展观要解决如何对标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构建中,解决的不是当前排序,而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研究面向未来的大学功能拓展趋势,在大学科研实力、社会贡献、国际声誉等主要共性观测点基础上,着重探索面向国家发展需求的个性指标,从单一的综合排名扩展为学科排名、贡献度排名。同时,不断增强学术话语能力、传播力、评价体系生态建设。坚持中国特色和战略定力,立足中国实践并服务国家需要,坚持特色办学。

  打好“四张牌”确保评估公正

  按照教育部的总体部署,2017年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全面启动,并将组建专家委员会研究确定具体遴选条件和认定标准。作为“双一流”建设中的管、办、评多方主体,责任重大。从高等教育评估的角度看,要严格遵循“管、办、评”分离原则,构建“政府、高校、评估机构、社会”四位一体的共治机制。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打好“双一流”评估的规范牌。目前,我国尚缺少教育评估的上位法,教育评估的相关规章制度也不完善,教育评估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状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破解制度短板,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供给,推进教育评估的立法、完善教育评估体系、健全评估准入机制、出台教育评估的国家标准,从制度层面为高校和评估机构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环境。

  高校要打好“双一流”内控的质量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的课程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内核,高校必须打好课程的质量牌。在课程理念方面,坚持立德树人中心环节,树立“课程思政”理念,探索全员、全课程大思政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向上的价值观;在课程内容方面,与国家、社会及人类发展的最新需求结合,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最新发展结合; 在教学方法方面,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实现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转变;在课程评价体系方面,以学生学习经历和学生获得感为导向,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评价与成长增量的评价,注重社会评价、专业评价和用人单位评价;在课程支撑体系方面,强调将全校和全社会资源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注重科研成果和社会实践成果进课堂,注重业界参与人才培养。

  评估机构要打好“双一流”评价的独立牌。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2015年提出、2016年试点、2017年即将全面启动,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生事物进行评估,目前尚缺乏科学的评估指标和标准体系,评估专家库也亟待充实。评估机构作为独立非盈利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可加快建设专家库、标准库、方法库、数据库,完善独立的运作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培训专业化评估队伍,从而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权威性。

  社会要打好“双一流”筛选的理性牌。目前,面对鱼龙混杂、混淆视听的各种大学排名,我们要破除“羊群效应”,理性看待各种排名,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对高校造成的伤害。排行榜上高校的排名固然对选择和评价学校有参考价值,但这些排名背后的各种动机值得推敲。尤其要引入学校的发展定位、教育理念、人文传统、专业特色等与考生兴趣专长特长的匹配度等指标,帮助公众在选择和评价时进行理性分析。

  (作者为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范戴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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