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1日起正式实施，该《条例》被坊间称为此间“最严控烟令”。当日起，上海的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3月1日中国新闻网）
控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危害与控烟的紧迫性无需赘言。新版上海市“最严控烟令”生效，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表明了相关部门积极控烟的姿态与决心。但是，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众多，监督力量有限。公共场所控烟不是执法部门的战斗，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控烟氛围，形成控烟合力。部分城市出台的地方控烟法规执行不理想也佐证了这一点。
从保护公众健康与公共环境的角度考虑，国家严禁发布烟草广告，开展了不少控烟宣传。全国多数省市积极响应控烟，这些都为控烟创造了舆论氛围，但是由于相关规定本身不够完善，执行力不够，对烟草广告、公共场所吸烟现象，除了劝阻以外，并没有多大的强制约束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出台控烟法规，除了明确处罚细则以外，提高控烟执行力更重要。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早已生效，我国承诺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但是从各地控烟现实来看，控烟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不说实质性禁烟未启动，烟草广告与禁烟宣传还展开了拉锯战，禁烟形势十分严峻。在我看来，这除了立法缺位、执法不给力以外，也与烟草消费大环境有关。烟草消费是不少地方重要的税收来源。数据显示，我国现有2000多万人从事烟草业，烟草行业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6%。2017年1月召开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数据是： 2016年，烟草行业全年实现工商税利10795亿元，全年上缴财政总额10006亿元。
针对控烟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一官员曾大骂原卫生部官员：“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烟草官员以利税功臣自居，更是道出烟草行业垄断利益根深蒂固的现实语境。有的地方狭隘的创收思维作怪，一面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一面默许烟草广告。有的烟草企业还以助学为名用希望工程打烟草广告。备受争议的谢剑平因为研究烟草“降焦减害”当选院士。控烟的难度可想而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控烟之路走得比较艰难。
经济利益再重要，也不能以牺牲民众健康与环境卫生为代价。控烟的办法总比困难多。营造控烟氛围，构建健康的烟草文化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机关、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应该率先坚决控烟，领导干部要自觉带头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不递烟、不吸烟，积极引导社会潮流。因为在烟草消费潜规则里，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吸烟往往不用自掏腰包，公款买烟隐藏着不少腐败因素。南京“天价烟事件”与常州小镇1个月公务招待中华烟280条，不过是烟草消费腐败的两个缩影。
上海出台新版“最严控烟令”，传递出一种控烟导向。但是，要真正实现控烟目标，还室内场所一片纯净天空，不在于怎么规定，而在于怎么做。比如，政府逐步摆脱对烟草财政的依赖，将为控烟提供动力支持。比如，加强财政预算约束，管住公款买烟。再比如，提高执法执行力，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如果政府体现责任担当，要求公务员带头不吸烟，全社会共同营造控烟氛围，构建健康的烟草文化，控烟愿景或将可以实现。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