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史上最严控烟令”实施两月有余，近日遭遇了一起抗拒执法。据媒体报道，有执法人员进入某单位检查执法时，受到阻挠，执法未果。此事件引发了公众热议，“史上最严”是否可能再次沦为空头法律？禁烟“敏感期”一过，是否仍然难见成效？
中国是烟草消费大国，烟民人数世界第一。近年来，从中央到各地都纷纷出台了各种法规，试图减少烟草消费。以北京的控烟条例为例，控烟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禁止个人吸烟的“自由”，而在于保护他人不受二手烟的伤害。
烟民无处不在，控烟执法的难度可想而知。近年来，甚至有烟民冒着严重违法和导致公共安全事故的危险，在飞机和动车上吸烟。类似北京这类执法受阻的事件可能还会再次出现。也有人认为规定太严的法律注定难以实施，会沦为法律白条。但是，执法有难度并不能说明新条例是有问题的，更不能说是失败的。
控烟令的法治价值是双重的，首先当然是为公职机关提供执法依据，但更重要的是为每一个人提供自治的法律依据。判断一部法律是否具有成效，不在于看一时的执法效果如何，而在于人们是否能自愿接受和履行它。后者与法治的价值联系更为紧密。
为了尽快达到控烟效果，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北京的控烟条例中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规定，“赋予”了个人“劝阻”吸烟者的权利。一部条例能否创设一项新权利，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是这条规定却体现了新条例对人们“自治控烟”的期望。
立法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改变观念。一些法律在施行之初，效果并不好，但是给人们带来的观念冲击力却是很大的。观念渐渐改变之后，法律的效果便更容易彰显。例如当前的一个控烟难点是宾馆、餐馆等经营单位，出于利益考量，这些单位未必愿意主动劝说客人掐掉烟头。但一旦力主禁烟的客人多于吸烟的客人，他们就要权衡一下，到底是得罪吸烟的客户还是失去那些厌恶烟味的潜在客户。
如果说法治是每个人的事，从个人角度看，“自治控烟”足以代表一种典型的“法治化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中处理许多事情时，人们未必能够讲出什么具体的道理去说服对方，但假如有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定，“法律规定”便可能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硬道理。因此，即使控烟执法出于各种原因难以全面落实，新条例也是有很大价值的，例如此时餐馆里顾客便可以“依法”理直气壮地制止邻座的烟客停止吸烟。
只有当新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问题时援引的理据，用“法律规定”这个理由，而不是用“我就是讨厌吸烟”这类个性化的表达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时，烟味也就逐渐散去，法治的味道才会越发浓厚。
（作者叶竹盛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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