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许多南辕北辙的事情，选举和民主这对孪生兄弟就走了岔道，甚至走到了对立面。举世瞩目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深刻揭示出了现代政治中选举与民主的内在矛盾。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主权，即人民被认定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人民作为一个庞大的自在群体无法直接支配与运作权力而需要委托代理人行使权力。于是，选举就被认定为人民委托代理人的授权过程。简而言之，人民主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而选举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内容和形式本应是共生相融、互为表里。
但2016年美国大选让人们深感困惑，明明是美国人民用自己手中选票选出一位能够代表他们的，至少是能够得到他们当中多数人认可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让美国选民深感无奈与纠结，根据选前多个机构的多次民意调查，超过60%的美国民众对美国两大政党最终推出的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都不满意。再根据投票出口调查，即使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也分别只有36%和33%的选民认为希拉里和特朗普是诚实的。用专业一点的术语说，美国选民在这次选举中很大程度上是在做否定性投票。一位女性选民的话很有代表性，她说：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把我吓到了，11月8号要去给吓我轻一点的那位投上一票。换句中国话说，这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过去曾有人揶揄西方民主说，两个坏蛋里选一个坏蛋就叫民主，只有一个坏蛋没得选那叫专制。如今这种政治讽刺、黑色幽默居然在举世瞩目的重大选举中变成了现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反思。
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不在于美国政治制度已经无法保证多数人民的意志决定政治领导人，我们稍稍分析研究一下选举制度及其运作就会发现，现代竞争性选举已经成为民主政治以及人民主权概念的扼杀者。
首先，金钱政治问题。竞争性选举都要以金钱为基础，这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普遍现象。金钱左右选举，钞票支配选票，成为竞争性选举的“原罪”。什么是现代选举？现代选举本质上是针对选票的赋值过程。人们往往会根据常识认为选举是选民意志的自由表达。但偏偏这个常识是错误的，现代选举并非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大量的选举研究表明，在任何一次选举中，凭借选举权的天然属性即人民的社会权利去投票的选民只占选民中极少部分。就像清洁的空气和水一样，对于那些似乎是与生俱来和天然拥有的资源与权利，人们反而不会在意和珍惜。多数选民去投票站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所持选票的价值并非选票原有的天然价值，而是现代政党和竞选者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赋予每一张选票的附加价值。
选民投票能够获得的具体价值多种多样，一般包括：对于某种利益诉求的政策性满足的预期、对于个人价值观获得政治肯定和保护的预期以及对于人情亲情的回馈预期等等。选民手中的选票是海量和分散的，要尽可能按照每位选民的价值预期赋予其所持选票以相应价值，是一个浩繁巨大而精当准确的社会工程，需要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极高效率的竞选运作，而这一切的基础当然是极大数量的资金。从根本上讲，每一张选票上的赋值都意味着价值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每一张选票都是可以计算出价格的。
由于选举必须以巨额资金为基础，社会精英阶层自然垄断选举，进而垄断权力。普通社会群体成为精英竞取权力游戏中的操弄对象，与权力渐行渐远。
其次，冲突政治问题。现代选举一般是由政党运作的。政党原本是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但长期的政治运作导致现代政党逐渐脱离原初社会群体，成为日益职业化的政治精英集团。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政党蜕化。
当职业化的政党运作选举时，它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塑造稳定的支持群体，这在日本的选举文化中被称为“基盘”，在台湾叫“基本盘”。那么如何在选举中塑造稳定支持群体——基本盘呢？这就是现代政党要做的第一功课——分裂选民。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利益差别，这原本是正常现象。但由于选举的需要，现代政党必然要显化和强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以使特定的社会群体归附于本党政治主张，进而成为本党的稳定支持者。由于这种政治机制的存在，人们在所有竞选中必然要看到的“戏码”就是竞选者危言耸听的竞选言论，所有的竞选者及其政党在竞选中一定会挑出最具有争议性、最能刺激社会神经的问题作为主打议题，在标榜己方的同时，极力攻击对手，妖魔化对手。这就是在西方竞选特别是美国大选中最重要的选举手段——负面选举，也被叫做诽谤选举。2016年的美国大选，尤其是两党对决的大选决赛阶段，负面选举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也让全世界的“吃瓜群众”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由于现代选举中政党的造盘、护盘行为，社会分歧与矛盾会因选举而被人为地扩大和强化，进而造成社会周期性的分裂，造成趋向冲突的政治文化，久而久之，还会造成政党极化和社会极化的现象。
第三，民粹政治问题。现代选举运行以金钱为基础，以政党为主体，但最终的结果毕竟还是要通过普通选民的“一人一票”产生。这样又导致了现代选举的另一种普遍现象——民粹政治，即政策的短期化问题。选举具有周期性，普通选民对于政党以及当选人的预期也以执政周期为限。这样的行为特点和选举文化对政党和竞选者行为形成约束，使其趋向于以执政周期为限考虑竞选承诺和政策设计。周而复始，导致了现代西方国家政府行为的普遍短期化。执政党和政治领导人无法真正考虑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和进行有效的战略规划，而要遵从竞选节奏不断地提出短期的、易于实现的政策目标以满足竞选的需要。
在这次美国大选中，当选总统特朗普异军突起，以反体制反建制为号召，吸引和凝聚厌倦了长期以来丑陋的伪善的金钱政治、精英政治的“愤怒选民”。他在竞选中攻击建制派和现行政策的要点，就是猛烈批评政府行为和政策的短期化。他痛切地指出，长期以来选举中虚伪的承诺和上台后鼠目寸光的施政，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他历数美国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积弊，直截了当地将之归因于美国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归因于美国现行体制，他誓言要改变这一切。然而问题是他是否能够改变，人们并没有忘记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在8年前喊出的响亮竞选口号就是：改变。
令人难忘的2016年美国大选终于落幕了，它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和思考也许才刚刚开始。政治家们以及政治学家们应以此为契机认真反思一下民主政治，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又应当与时俱进了。(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