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关心选举和投票现象的人而言，即将过去的2016年无疑是具有许多兴奋点的一年。根据相关统计，2016年是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选举年。令人印象深刻的选举和投票事件包括英国的脱欧公投、日本参议院选举、澳大利亚议会选举、美国大选、意大利修宪公投等。
从国际范围看，过去的30多年里关于选举的理论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有关选举制度设计和竞选技术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西方国家一些学者不但更加深入地阐明了多数决制和比例代表制背后的原理，而且还根据选举制度所内含的各种标准，设计出具有参照性的各种公式。一些选举理论的研究者还比较自信地认为，结合一国的社会结构、政府形式和选举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选举结果。在竞选技术研究方面，随着选举顾问在一些国家成为专门职业，竞选技术的开发也在多个维度上展开。比如在西方国家，民意调查技术向精深发展，电视竞选的出现也为“政治化妆师”和媒体经理们提供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各种手持“长刀短剑”的谋略师们从幕后走向前台，运用各种抹黑和漂白伎俩，在选举战场上把技术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在各种选举事实面前越来越胆战心惊的，或许正是这些研究选举的专家们。2015年的英国大选，民调和最终结果之间的落差让人大跌眼镜。在随后进行的各种“诊断”清单中，都或多或少把英国的情况当作个案处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现象随后在美国大选中重演。这就使得一些西方学者承认，不能简单将这一现象看作个案。但是如果仅仅把原因归结为民调操纵竞选失效，可能并不令人信服。在众多解释中，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裂隙，倒是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原因。至少部分国家的现实表明，主流媒体提供的民调结果与部分网络媒体表达的意向之间存在差异，一些网络媒体上不被看好的预测，反而与投票结果更为接近。
一个可能的技术层面的解释是，在网络媒体兴起引发巨量信息的时代，传统的民调技术已难以全面捕捉选民多样且变动的偏好分布。在大数据处理技术与传统抽样方法还没有实现创造性结合的情况下，传统民调失真难以避免，新的民调手段一时也难以让人信服。不过，已经有一些西方学者分析指出，原因很可能是主流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体现的主要是所谓精英阶层的价值，以民调形式出现的数据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上层社会的偏好；而以数量计算的选票，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倾向。
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西方国家的不少民众对国家内部的分化问题已经有所感知。这种分化不仅指财富分配的分化，也包含价值层面的多元化。在选举理论研究者看来，西方社会深入发展导致的不平等加剧和价值观冲突，可能刚刚露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西方选举理论在今天确实遇到了新危机。
面对这一新危机，近年来在传统选举理论之外发展出新的理论，这就是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传统代议民主理论所围绕的选举这个核心，协商民主理论试图提供替代模式：民众直接协商和非选举型代表协商。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可以尝试用上述方式来替代传统选举手段。实际上，在选举理论和投票技术研究中可以发现，票决本应是决策过程中最后使用的一种手段。票决是在各种讨论、协商、争辩、反思之后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各方都不愿意以强制作为决策手段的情况下，不得以才采用的手段。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由传统选举理论独霸到新的协商理论和非选举型代表理论多元发展的时代。或许正是在这个选举乱象频发、传统选举理论受到挑战的时代，才需要我们更为精深地研究协商民主理论。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