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07年1月，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两级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和一家投资公司签订了国道212线高楼山隧道及引线工程建设经营合同，这也是甘肃省公路建设领域第一个BOT项目。然而，项目几经波折，直到2012年才开工，2013年底因投资方资金链断裂，陷入烂尾状态，上百名农民工的血汗钱讨要多年无果。（12月23日央广网）
天寒地冻，工资被拖欠了3、4年之久的农民工，却还在工地附近的简易帐篷里苦苦等待。多年来，他们陷入了一个无人为此负责的债务循环怪圈，找不到出口。所有的等待与守望，几乎都在无解的推诿中被稀释得干干净净。而在遥远的远方，因为迟迟拿不到工钱，家里边老婆孩子的生计都成了问题。他们还能拿到工资吗？
找承包商，劳务公司（福建省富安建设工程）说施工单位没给钱；找施工单位，而施工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则对欠下的农民工工资不认账，“我们跟富安公司没有关系。”原来，在政府与施工单位葛洲坝方面，还有一家昌都县鑫林混凝土有限公司。此前，葛洲坝方面与昌都县鑫林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管理协议，葛洲坝负责投标的资格审查、资质证件等，昌都公司负责项目中标。
这样，这个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基础设施的BOT模式，因为葛洲坝方面涉嫌在工程招投标中对外转借资质承揽项目，以及涉嫌非法转包、分包工程，而陷入一团乱麻。层层叠叠，盘旋缠绕，债权债务关系也变得模糊难辨，也难怪讨薪的农民工根本找不到表达诉求的对象。
事实上，很多时候，农民工讨薪难，往往正难在诸如此类项目运作的不规范上面。如果整个运行链条中的各个环节都能够严格按照协议约定行事，即便多一些周折，终端的农民工也不会拿不到工钱；而现实往往是，层层代理、层层转包之下，项目不可能正常运行。到头来，项目搁浅不说，终端的农民工往往成了牺牲品。
在这个事件中，企业违规操作当然责无旁贷。企业愿意承揽政府基础建设项目，自然是看中了里边潜在的巨大收益，但整个操作过程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转借资质已经违规，若再非法转包、分包，必然会带来不测的风险。这其中，无论是资金链出现问题，还是任何一个企业自身有了变数，均可能导致项目出问题。
不过，也应该看到，地方政府在整个事件中也并未完全落实监管责任。为什么明知企业转借资质而不及时介入？为什么容忍企业非法转包、分包？按照相关规定，BOT模式下的“特许权”出让，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可以袖手旁观，而是依然有监督权与调控权，这本身也是为了规避运行中的风险。
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不仅工程特许没有按照规定来，以致于出现了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的转包、分包，也没有按照《甘肃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之规定，要求建设单位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3％向银行专户存储工资专项资金。这样，早已建立的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也就未能发挥作用。
当下，尽管BOT公路项目搁浅了，但政府责任不能烂尾。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不仅仅关系到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生计，关系到民众的合法权利，更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相关政府部门有责任、有义务解决好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