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端午假期，成都的张正祥、于强、肖军、喻春祥等5个家庭共13人一起到市郊游玩，在此过程中，肖军和喻春祥落水，张正祥和于强闻讯前去施救未果，四人中仅有喻春祥一人生还。事后，张正祥的妻子和于强的妻子为给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之间奔走，却被告知，由于张正祥和于强救的是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为见义勇为。（12月13日《新京报》）
这起事故及随后的争议，将一个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救朋友或同伴而不幸遇难，该不该认定为见义勇为？相关部门的否定答复，笔者认为不合情理，甚至不合法理。
见义勇为的一般概念是“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的确，并不是每一种见“义”而为都属于法定的见义勇为，这里有三种例外情形：一是救人者负有法律义务，比如父母救孩子，父母本就对孩子负有保护义务，因此不属于见义勇为；二是职业要求，比如警察抓小偷，保安为保护单位财产与小偷搏斗，都不属于见义勇为；三是先行行为，即一个人制造了某种危险而使他人处于危险之中，这种情况下出手救人相当于弥补自身过失，不属于见义勇为。
这三种例外情形，均视作救人者“履行特定义务”。那么，张正祥和于强是负有保证同伴安全的“特定义务人”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上述三种例外情形，无一条适用于张正祥和于强，他俩救人既不是基于职业要求，也不存在先行行为，至于法律义务，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朋友对朋友、同伴对同伴负有保护义务。另一方面，这5个家庭只是相约出去游玩，而不是相约去探险，肖军和喻春祥在漂流时落水，其他人正在河边野餐，两位救人者没有参与漂流，更没有让肖军和喻春祥去漂流，即在漂流这件事上，并不存在“相约”情节，而漂流恰恰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所以更不应认定两位救人者是“特定义务人”。
退一步说，此事纵然有一些争议，但本着弘扬社会美德、鼓励见义勇为、抚慰遇难者家属等方面的考虑，也应该积极、高度评价张正祥和于强的救人行为，将之认定为见义勇为，而不应该牵强地给出“履行特定义务”的理由，拒绝认定，让遇难者家属心寒，也让社会公众愤愤不平，乃至产生某种错误导向——当救朋友、救同伴遇难连见义勇为都不算，会不会导致一些人遇到这种事情时袖手旁观？
“特定义务”不是筐，在见义勇为认定中，要防止将“特定义务”扩大化，随意抬高见义勇为认定的门槛、缩小认定的范围。当下社会，见义勇为尚属一种稀缺而可贵的行为和品质，我们应对其给予更多的激励和颂扬，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或许，究竟什么是“特定义务”，救朋友、救同伴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还需要在全国层面加以统一和规范，以纠正目前各个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