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我国要构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中国为主题，结合国情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做好自己的文章。
中国自古就有深厚丰富的经济思想，许多后来影响广泛的经济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渊源。比如，《大学》共十章，其中论及理财之处很多，故而有“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其中讲“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与后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里论述资本用途时说的“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是近似的。又如，上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者泷本诚一在《欧洲经济学史》一书中指出，重农学派和近代经济学的思想根源出自中国，而非发祥于法国和苏格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可见，古代中国的富有与当时先进的经济思想密切相关。
然而，我们目前的经济学建设却比较滞后，与我们开创性的经济实践和成就不相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一些学者陷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框架，没有完全做到独立思考、弄清问题实质、作出切中肯綮的理论分析，没有说出自己的话。
以金融学为例。当今世界金融领域的头等大事就是治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尽快推动全球经济复苏。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金融业利欲熏心，热衷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与炒作，以致信用支付的链条越拉越长越脆弱，杠杆率升高，最终全线断裂崩盘，殃及全球经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沉没》一书中指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金融制度尤其是银行体系背离核心功能（为生产者与消费者融资贷款）走得太远。现在美国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机构以吸纳储蓄并将其贷给生产企业为主业，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都为实业服务，由此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可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里，金融机构偏离了“正业”，产生了“经济金融化”的痼疾。密歇根大学教授杰拉德·戴维斯把过去金融围绕实体经济运转演变为今天实体经济围绕金融运转的现象称为产生危机的“哥白尼革命”，用以生动展现这一演变带给整个经济发展的颠覆性影响。
“经济金融化”成为产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货币拥有了在市场上购买一切的魔力，它就成为财富的象征，使那些重利轻义者陷入货币拜物教泥潭。无限追求货币财富自古以来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其危害更大，会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为此，必须重视对金融业的治理与监管。然而，很多国家把政策重点放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上，这是因为没有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框架。独立思考不难发现，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应把货币政策重点由量化转移到“质化”上，即合理配置货币的使用功能，让金融业回归借贷主业，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疯狂地搞以钱生钱的虚拟游戏，制造更多更大的泡沫。只有让金融业回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才能既扩大有效供给又扩大有效需求，进而促进就业、繁荣经济。中国金融学研究者应抓住如何让金融业回到服务实体经济轨道这个问题另辟研究蹊径，深化研究，说出自己的话。
（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教育部社科委经济学部召集人）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