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也意味着，不少家族企业开始进入接班换代的高峰期。年轻一代企业家成为备受关注的新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今年，我们随全国工商联调研组一行在上海展开了针对年轻一代企业家的调研。调研发现，在培育和引导年轻一代企业家方面，上海探索出了一些有特色的做法。
“更会合作，也更需要合作”
与一些沿海发达省份不同，上海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曾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工作过的比例很高，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也较高。2014年的权威调查披露，私营企业主中有“体制内”经历和大学毕业的比例，在上海分别达到52.17%和59.29%。
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带有较为明显的“体制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重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而且更善于将国家倡导的意志与企业自身的文化建设相结合。此次调查显示，上海受访企业家有8成以上认为企业发展应服从政府规划和管理。
在代际传承过程中，上海老一代民营企业家不仅重视对企业“硬资产”（物质财富）的传承，而且有着将“软资产”（政治和文化资源）传承下去的强烈意愿。特别是，上海的企业家十分重视接班人处理政商关系和理解宏观政策的能力，甚至有近1/3的被访者认为这是接班人最需要提升的能力，重要程度甚至超过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
一些新生代企业家不仅仅继承父辈的精神，而且在实践中升华，朝着更加开放、创新的方向发展。许多新生代表示，以前的创业只要专注自己本行业就可以，现在却常常需要跨界合作，“父辈都是单打独斗，而我们这代人习惯众筹、资源共享，更会合作，也更需要合作”。
讲究生活工作平衡
以兴趣为导向在沪创业
调查显示，二代企业家与父辈在产业选择、企业治理、技术更新、企业文化等方面常常会产生分歧。例如，子代企业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接收、延续父代的产业，大约有35.9%的子代另外创立新公司，且这种新公司与父辈之间的产业关联度在降低。再如，年轻的“继承者”会基于企业的绩效考量降低企业的家族化特征，削弱“前朝老臣”的作用。
产生上述张力的原因是，年轻一代更加讲究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更看重兴趣导向的创业。不少人经商的目的，并不是像父辈那样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兴趣而自主创业或者出于子承父业的责任感。
从更大范围来看，上海年轻一代企业家还展现了高度的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这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上海的发展密不可分。上海年轻一代企业家中有过在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比例，在全国居于前列。数据显示，上海的这一比例高达50%以上，而山东仅为12%、广东也只有40%。
海外经历让新生代企业家对西方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更是切实感受到西方社会在种族、性别上的歧视与不平等，这有助于他们走出狭隘和片面的认识误区。而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又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自豪感。
尤其是，上海在公共服务提供、社会治理和治安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得到众多被访者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愿意回到上海建立事业，不仅包括很多上海本地出生、成长的年轻人，甚至还吸引了大量原先和上海并无关联的创业者。不管是对“创二代”还是“创一代”来说，上海都已成为创业沃土。
培育亮点：
传授从商经验为人哲学
调研中发现，上海在培养年轻一代企业家方面有两个亮点：
一是引入以老带新的“师徒制”，促进父子两代企业家之间的有效沟通，做到传承父辈精神与化解代际矛盾“两手抓”。精神传承是财富传承的“保鲜膜”与“催化剂”，这既包括传承父辈的艰苦奋斗精神，也包括在实践中传承和升华企业家精神。师徒式的“传帮带”，往往比家长式教育更能有效解决代际冲突。师傅扮演着调解员与传道者的双重角色，不仅传授从商的经验，还传递为人的哲学。
二是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发现和培养优秀年轻一代企业家的重要抓手和平台。一方面，上海在组织管理上更规范，覆盖面更广。同时，上海体制内商（协）会，还针对青年的特点，做到“单独加菜”。比如，有些区的青年创业者联谊会成立了5个工作部：宣传教育、活动联络部、事业发展部、社会公益部、法律服务部，甚至还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总之，上海的年轻一代企业家具有鲜明的特色。如果能发挥好这一群体的作用，将为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社会进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奠定扎实基础。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