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好人的确多起来了，这是我们社会天大的幸事。试想，我们生活在好人堆中该有多么幸福呢？但这里要说的“好人”，并不是一般的好人，而是那些头上有道德的高帽，脸上有好人标签的人。
请看新闻：某地评选“十大好人”，某地选出“好人之星”，某单位评出“四美好人”，某县评出“九大孝星”，某单位下发文件，组织投票，要求大家全力以赴投选本地、本校、本单位的道德模范……在这里，好人需要分配名额，好人需要机构认证，好人的道德需要用投票来衡量，好人还需要一个证书……呜呼啊哈，虽“身有百口，口有百舌，莫能言其妙”。
好人需要评选认证？谬矣！道德需要认证吗？道德又靠什么来认证？试想，我们拥有一台万能的机器，只要电源一开，屏幕上即可显出“好”与“坏”的结论来，何乐不为？
可惜道德是完全的思想意识领域的东西，就连万能的天帝、智慧的圣人也未能扮演这个认证的角色，而只能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做推脱。是天帝、圣人不知道人的好坏，抑或天帝、圣人嫌给好人贴标签太麻烦？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给好人贴标签实在有些荒唐，不仅不利于好人的成长，且有乱用权力干预道德之嫌疑。
古来就有君子小人之争，然而都是各执一词，倒是曹孟德的依法治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汉代既有举荐孝廉制度，但总是免不了“举孝廉，不知书，举秀才，父别居”的尴尬。雍正皇帝最让人感到恐怖的一句话“你这样对得起良心吗？”，凭借这话，随即就可以处死或流放一个朝臣。可见道德问题一旦与制度混淆，轻则遗人笑柄，重则扰乱法制。
某地有个精神病人，故意放火烧了厂房，后来抓住他审问，他检讨说，为了亲自赶在第一时间来救火，以表现突出取悦组织，争取荣誉称号。虽然这是极端事例，不足以证明全体，却仍然能使我们的神经发生一些颤抖。这个精神病人并不算傻，因为他至少知道，一旦取得了荣誉称号，就可以享受到某些意想不到的待遇，而荣誉的取得要靠一些极端的行为，且由拥有权力者认定颁发。由此可见，道德一旦与名利挂钩，就显得滑稽可笑，甚至与真正的道德背道而驰，再也不配称道德了。
过去中学生只有“三好学生”一种荣誉称号，现在却是“星星之火快要燎原了”。学习之星、兴趣之星、劳动之星……这个星，那个星，一个班级内荣誉称号不下十几种。到了大学、到了单位，星火越烧越旺，不信看看门口的榜上，道德模范分类之细微，分类之奇幻，用任何一门科学都难以完美地诠释。好人、模范遍地开花，此“好人”彼“星星”，漫无边际、铺天盖地，一波波，一层层，直让管理者惊呼：名称尽矣！再造什么新称号？是否要把老实奖分成三种：老实人奖、老实话奖和老实事奖？广大群众也在发呆，身边的朋友不小心就成了某某模范，职称上去了，工资提档了，自己只能咋舌不已，望“星”兴叹。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好人、模范、道德之星的评定形成了系统化、层级化、制度化，完全融入了官僚化的体系，这些“星”由此产生了级别。某省级星星可以享受某种待遇，某县级星星就只能享受那样的待遇，某大学级星星、某学院级星星量化打分都不同……好人竟然有了地域的限制，仿佛山神土地，各有自己的管理范围，你是本地好人，到了外地就无效了，你是县级的，到了省里就不是“好人”了，如此逻辑，实在令人捧腹。如果你是好人，道德有口皆碑，但没有被贴标签认证，对不起得很，你只能自我惜“星星”了。
毛泽东有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话似乎告诉了我们某种真谛：好人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概念，昨天的好人未必是以后的好人，今天的坏人也未必不会变成明天的有德之士。我们可以从人的行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我们可以评价和奖励他的行为，而不是给他贴上道德的标签。
所以，创建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和教育的潜移默化才是社会道德的源头活水。如果试图建立“好人制度”并以此来评判好人，久而久之，“好人”将会变成那个放火的精神病人，最终忘记了做好人的初心，而这种制度也就成了美好初衷的毁灭者。
如今，政府的行政审批越来越少了，但这种“变相的认证”却不知不觉延伸到了一个更不该由权力来认证的领域——道德。因此，让我们行动起来，在全社会形成褒扬善行、尊重好人的风气，而不是去制作多如牛毛的“好人奖”“道德奖”之类的标签。
我是好人，请不要把这标签贴在我的脸上！
文/刘也箐（曲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