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以林毅夫和张维迎为代表，中国经济学界围绕产业政策是不是有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中国要不要继续推行产业政策等问题展开讨论。我们邀请了中、美、英三国专家齐聚圆桌，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
产业政策有必要吗
魏建国(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通俗地说，产业政策就是一个产业的发展规划，在规划中定出目标、时间表、路线图，它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依靠产业政策，国家对产业结构调整做出规划和布局，明确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各级政府需要做什么？中介机构将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桥梁作用？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从“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的事实证明，作为一个大国，产业政策对中国来说是绝不可缺少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就知道;一个国家的政策合不合适，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将永远被别人的创新步伐所操纵，无法在世界上起大国作用。
中国的产业政策有非常明显的成功例子。比如“八五计划”中把微电子技术和投资类电子产品应用提到优先发展的地位，制定了我国电子类产业的发展规划。从今天看，这个产业指导思想为推进电子技术应用，实施国家电子化焊牢了很好的基础。
迈克尔·约翰逊(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经济学者)：产业政策对于任何国家都是需要的，因为如果缺乏一定的监管，市场势必陷入无序的竞争和混乱，造成资源浪费。但产业政策是否能够帮助国家看到经济奇迹，这也有不确定的一面。
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振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采取过干预政策。像是在上一轮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时任工党政府就尝试通过高额补贴的方式，鼓励开发建设以太阳能、风能为动力的环保型新住宅项目。为了拉动内需，刺激制造业增长，确保大批工人的就业，当时的英国政府还出台了带有补贴性质的旧车换新车计划，让消费者用更低廉的价格，买到新车，就此带动整个汽车产业，制造产业的复苏。这样的政策干预之前是没有的，完全是为了应对本国特定时期的经济问题。环顾西方国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德国对光伏产业，美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扶持都是很典型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策支持不仅仅限于制造业，在农业等方面其实也有。基本上来说，在特殊时期这些政策都是应市场需求而出台的，社会各界通常也都愿意接受尝试。
安格斯·迪顿(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产业政策的态度，我保持标准的经济学观点。有时候，类似光伏这样的产业，有一些外向性没有在市场价格中反映出来，光伏这样的新能源代替煤炭等旧能源的价值也是没有被计算在内的。因此，光伏产业就需要政府扶持，政府的投入将以企业和消费的受益而得到补偿。
产业政策是推动了经济奇迹，还是有碍于经济发展，目前没有清晰的定论。中国的情形是非常特殊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国家，难以套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
政府应该如何干预
迈克尔·约翰逊：中国的企业创新发展到现阶段，受国家鼓励性质的产业政策影响是很大的。但这些产业政策落实到每一个领域，其实反映并不一样，有好有坏。最终还是要由市场接纳程度来说话，哪些产业成果是可以被接受的，哪些即便是有政府支持也是很难持续的。政府干预的现象会一直存在，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是否影响到市场的合理竞争和运作。所以政府干预的理由和意义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干预的程度或是次数。
安格斯·迪顿：广而言之，由于政府对某几个产业的投入，研发者的报酬不是来自于市场，造成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没有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也不是所有创新者都能获得全部利益，这是产业政策存在争议的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我不太确定政府是不是能完全担负起挑选有潜力的企业和研发者的角色，政府或许会青睐那些游说公司，而不是以实现社会价值为出发点的公司。有时候，政府干预的原则是“挑选竞争中的胜者”，但政府擅不擅长“挑选”是个未知数。
魏建国：应该看到，当前中国产业政策产生的一些负面情况，恰恰是产业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或对政策做了片面甚至错误理解，配套政策和体制方面出了问题。尤其是前一段时期，我们的干部缺乏科学发展观，以GDP主义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以土地低价出让，税收优惠政策盲目刺激市场投资。
市场主体大批的一哄而上，暴露了我国经济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信息不通顺、不对称，尤其是中小企业盲目性非常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中间机构的不健全，这种情况又使中小企业很难掌握整个产业发展的信息，容易被眼前的利润和价格的虚涨所诱导。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没有把主业作为企业的主体，而是看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因此中央明确国有企业要回归主业，加大对国企干部投资失误的惩处力度，同时降低民企进入竞争性行业的门槛，形成比较好的投资环境。
创新是否“不可预见”
安格斯·迪顿：创新本身是不可预见的。但同时，创新不存在排斥谁不排斥谁的问题，政府和企业均需要在研发新观念、新医学、新科技和新产品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
魏建国：创新是不可预见的这句话并不全面，西方在工业革命前后近百年中的确经历了众多像蒸汽机那样以其他行业的偶然性突破推动一个旧行业革命性发展的例子。但是今天的创新早已进入了模块式、积木式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我们通过科学地规划，集中比较分散的资金和科研力量，避免了低水平重复。中国在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中始终坚持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以当前我国国情，需要集中物力财力解决眼前面临的重点问题，随之解决次要问题，这些重点问题必须侧重体现国家意志。
迈克尔·约翰逊：新技术和创新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这一点可以体现在最近欧美市场的无人驾驶汽车产业以及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上，很多创新的过程，我们都在亲历。新技术创新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企业家们是市场的前沿观察者和投入者。政府的作用也很大，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的技术创新做得非常有成效，政府的政策支持应该说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本文部分由纪双城、冯国川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