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冷”与“热”

　　民间投资下滑为何引起中央重视

　　周天勇：中央高层对民间投资遇冷如此重视，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民间投资低迷乏力的形势异常严峻。今年以来，占国内总投资60%以上的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严重拖累了国民经济增长。1至5月份，民间投资增速跌至3.9%，不及去年同期增速12.1%的三分之一；5月份，当月同比增速仅为0.98%，创历史新低。

　　其次，投资环境遇冷，导致民间资本外流严重。截至5月底，我国今年实际利用外资542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735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出现逆差，投资者仅在美国买房支出就高达610亿元人民币，还不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此外，许多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由地下钱庄汇出或其他非法方式流出，并没有计入国家的统计。

　　第三，民间投资脱离实体经济问题突出。一方面投资需求疲软，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不进来。今年以来，很多民间资本先进入股市，股市暴跌后又转入一二线城市的房市，再后来又把期货炒了一遍，期货下跌后又涌入三四线城市的房市。这种“脱实入虚”到处炒泡沫的现象，对中国经济非常不利。

　　刘荒：从2005年到2015年，民间投资增速由50%下降到10%左右，若剔除“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年份，年均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今年降幅虽呈扩大趋势，若没有投资结构恶化相叠加，恐怕也不会引起高层特别重视和市场深度担忧。

　　进入2016年，以增速急剧下滑为标志，民间投资开始遭遇“冰桶挑战”——连续10年攀升的民间投资占比曲线，在去年峰值逾65%后突然箭头向下；多年高于全社会投资2%～3%的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行形成“剪刀差”；大多数地区、产业民间投资颓势明显、经济分化加剧，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的“挤出效应”聚合放大。

　　毋庸置疑，对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每年创造约60%国内生产总值、80%就业岗位、50%以上税收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民间投资急剧下降并与全社会投资增长发生背离，无异于拉响了宏观经济风险的警报，自然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督查中企业反映哪类问题最突出

　　周天勇：从国务院督查组综合反馈的情况看，当前民间投资面临的问题中，有四个最突出：一是部分法规政策不配套、不协调、落实不到位，二是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国企同等待遇，三是融资难融资贵、缴费负担重，四是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少数地方政府失信。

　　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打好政策“组合拳”非常重要。其中，落实减税清费等降成本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是短期内最有效也最紧迫的经济政策。从近期企业调研和统计数据看，一些减税清费措施成了“空头支票”，企业除了完成当年税收指标外，还出现回溯性收税、过头税等名目，甚至将中央和国务院的减税政策执行成了增税。

　　一边是基层税务人员抱怨减税和增收“两头争”，考核指标不放松；一边是民营企业家诘问“从上到下都说要给企业降成本，税收任务一点儿没下调，税负咋能降下来？”如果继续由财税部门主导减税清费改革，即使中央政府继续力主为企业降成本，仍有可能发生各级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怪事。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和举措，企业税费负担很难真正减下来，实体经济投资就会越来越少，制造业向外转移速度也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深度下滑。

　　刘荒：自2005年“旧非公36条”到2010年“新非公36条”，每一轮经济下行，国家都会推出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的新政策。尽管投资环境总体趋向宽松，但地位不平等、机会不相等、规则不对等的“身份歧视”仍根深蒂固，民间资本难以摆脱夹缝中生存的逼仄感。

　　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即使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看起来诱人，往往由于缺少操作细则，或税务机关拖宕曲解，企业也只能“望梅止渴”，“再饿”也不敢“吃螃蟹”，生怕踩了偷税漏税的“雷”。

　　在大量公开或隐蔽的制度壁垒面前，自嘲为“二等公民”的民营企业，很难享受到公平竞争的市场礼遇；即使在市场准入的投资领域，现行投资审批制度关卡林立，“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乱象丛生，也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有效扩张和良性竞争。

　　“‘公私分明’的市场壁垒久攻不破，说明姓社姓资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只有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突破所有制歧视对民间资本的围剿。”很多民营企业家呼吁，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用市场化改革、法治化思维解决所有制歧视的顽疾。

　　实践证明，破除所有制歧视既是老问题，也是大问题。要真正把民营经济当成自己人，使政策诚意比政策意图更优先，而不是去产能时把人家当赘肉，稳增长时逼人家做“接盘侠”。否则，不仅一些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会被悬置，很多重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也难以落地。

　　穿过“三重门”翻过“三座山”

　　周天勇：第一个挑战是，人口结构性跨期失衡，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由人口增长放缓、人口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使得我国22岁～44岁经济主力人口过度收缩。一方面，劳动人口增速下降，助推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和养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主力消费人口减少，住宅、汽车、家电等刚性需求锐减，重化工业出现全面过剩。

　　从国际经验看，对工业化前中期人口高速增长过度干预，必然导致工业化中后期人口结构性跨期失衡。经济主力人口锐减，导致经济“未富先老”，投资溢满，产业过剩。这样不仅阻断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使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还会形成挤出性产业转移压力。最近几年，一些民营企业家青睐东南亚、南亚、北非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步伐明显加快。

　　第二个挑战是，服务贸易结构失衡、产业封闭，形成体制性挤出。在正常的结构转型中，工业化提前结束意味着服务业化提前到来——货物贸易下降，服务贸易上升。由于我国旅游、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长期被垄断，限制对外资和民间资本开放，市场竞争能力弱，质量提不上来，服务贸易逆差高达4000亿美元左右。

　　这些极具成长性的服务业市场长期封闭、僵化，对国内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医疗等消费需求转移出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留学、看病的支出；民间资本对国内服务业的投资需求也被挤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64%投向了国外服务业；挤出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红利，由国外投资者掌控和分享。

　　另外，一些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开拓得不够。比如，通用航空的低空开放，对美国GDP的贡献占0.8%，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像美国一样开放低空航空，将创造一个万亿元级别的新市场。

　　刘荒：可见，传统的增长方式和投资逻辑已经难以为继，民间投资既要穿过制度壁垒的“三重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还得翻过企业成长的“三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才有可能扭转急剧下滑的颓势，

　　目前，我国民间投资的重点在东部、中部地区，主要是第二、三产业。今年上半年，增速下降最大的东北地区和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1.9%和19.7%。由于它们在分类投资中占比过低，仅为5.4%和3.8%，对民间投资的实际影响和拖累，远不及中部地区和第三产业。

　　民间投资最为集中的传统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民间服务业，似乎已变成“产能过剩严重、库存压力巨大和政府管制过多”的代名词。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现在是实体经济比较萧条和困难时期，“三去一降一补”表面上看是国家任务，实质上是市场要求。民营企业首当其冲，有人甚至感觉“现在投啥啥亏，有点走投无路了”。

　　由于投资过度和改革滞后，加剧了民间投资结构恶化。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上年同期的54%下降为49%，“挤出效应”明显。虽然国资主导的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却没有形成对民间投资带动的“挤入效应”。

　　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遇冷，使一些“无门可入”的民间投资开始“夺门而出”。以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为例，今年一季度全省对外直接投资额376.2亿元，增速高达70.7%；而1-4月全省民间投资增速仅为3.1%，远低于全国5.2%的平均水平。

　　刘荒：最近一段时间，舆论对“融资成本高、税收负担重、壁垒歧视多、政府不作为”等营商环境弊端口诛笔伐，一针见血；但企业对“需求疲弱、产能过剩、利润下降和预期紊乱”等市场环境恶化忧虑重重，远未改善。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是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由于民间投资具有预算和利润双重“硬约束”，是市场内生的有效投资需求，对经济冷暖的敏感性更高。一些民营企业家坦言，他们既怯于市场“水太冷”，又忧于政策“心渐凉”。

　　也许，这才是当前民间投资意愿下降的根源。尤其需要理性认识、正确看待，把重点放在内生动力的开发、启动和释放上，而不是不顾投资风险、产能过剩和结构恶化的政绩追求上。

　　简而言之，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当前，许多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制造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的结构性转型压力，而民间资本在制造业投资增长占比仍高达86.6%。如果还继续盲目扩大投资，民间投资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战略产业、服务业转移的结构调整目标，就会变得遥不可及。因此，开放投资空间要优于追求投资速度，要为民间投资结构调整留出窗口期，这个成本当然也包括短期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同时，民间投资的盈利结构也需要优化。首先，由于地方政府强势主导经济，民间资本往往既追求市场盈利又谋求政策套利，制造业中相当一部分过剩产能，就是当初瞄准土地、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套利而形成的，一些新兴产业套利现象比较突出。另外，由于投资收益差别导致民间投资“脱实入虚”，当炒股票、炒房子、炒期货等可以有成倍收益，理财利息可以达到4%～5%，就会导致民间资金“脱实入虚”，加剧泡沫、扩大杠杆，助长“一夜暴富”的浮躁社会心理。

　　周天勇：要恢复民营经济信心，不仅需要战略性的结构调整，特别是赶超和颠覆性的创新，更需要排除各方面干扰和阻碍，大力度地改革，破除思维定式，来一场深刻革命。

　　首先，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公平与所有制结构密切相关，公有经济成分大小决定社会公平的成色。我们通过国内外数据比较发现，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民间投资不活跃的地方，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国外从东亚到拉美、国内从西北到华东，基本都符合这个结论。

　　其次，要从“计划多一些，市场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加大国家计划控制资源和再分配的力度，可以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贫富分化。我们从国内外比较经验看，凡是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无论前苏联还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概莫能外。

　　还有，一定要明确，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毫不动摇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保护私人财产和知识产权，进一步加强对有恒产才能有投资和创业恒心大道理的认识，不翻私营企业家旧账；个人违法并不代表企业违法，处理违法不能随意查封和关停企业；要处理好依法改革与修法太慢的问题，改革需要突破旧法束缚的关系；要进一步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改革行政及其行政事业性的一些管理体制，让市场决定，做好放权、松绑的工作。

　　刘荒：对于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痛点。近年来，国家出台要求银行扶持民营企业的文件不少，但由于多数都是指导性意见，实际效果不理想。

　　一份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官方调查显示，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扩大生产的受访企业仅占4.2%，58.7%的企业融资首选银行贷款，能得到足额贷款的企业仅占申请贷款企业的6.6%。

　　正当人们为大多数民企融资难融资贵而焦虑、为因银行惜贷、压贷、抽贷造成民企资金链断裂愤怒之时，民间投资最为集中的制造业，正在成为银行不良贷款最集中的行业之一。有数据表明，工行、农行、建行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2015年末分别为3.43%、5.45%、5.89%，比2014年末大幅上升了1.10～2.18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速下滑、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这“一降一升”使转型经济深陷新的“两难”之中。显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民企和垄断性经营的银行，对风险与收益的配比选择并不相同。这也解释了国家要求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商业银行，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相当于为银行增加成本、牺牲利润和加大贷款风险，为何总是难以奏效的原因。对于垄断性经营的商业银行来说，“顺周期”开展业务是再理性不过的事情，似乎并不在意“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谴责。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违反合同契约和商业道德的行为。

　　显然，用松紧腰带的方式解决肥胖问题是无益的。只有打破金融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推动利率市场化，才能使银行业充分竞争，降低融资成本，避免银行“顺周期”使得民营经济被“逆淘汰”。

　　周天勇：说到融资，首先要知道大银行不给小企业贷款的原因。一是因为这种行为本身不经济。大型银行要给中石油之类的大企业贷款，一笔贷款就可以放款50亿元，运行成本很低；如果要给每个小企业贷1万元，这50亿元需要放贷50万户，光人工成本得有多大？二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大型国企既有规模又有品牌，还有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可胡同里的一个小企业要贷款，银行很难弄清楚它的真实信息。三是大银行从来都是反对民营银行发展的，虽然中央说要鼓励发展小银行，但实质上并不顺利。

　　还有个新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减税和增值税改革，并没有使民营企业的真实税费率减下来。首先，以前民营企业偷税漏税比较多，“营改增”后偷漏不了了；第二，“五险一金”在企业成本中增长非常快，现在稽查力度加大，这部分支出也上升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高利贷。企业的借贷成本体现在贷款方来看，主要是三部分：一是银行的利息，扣除银行运营成本后，2014年银行的纯收入是18000亿元；二是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小贷、典当、担保、租赁等，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2014年的利润在1万亿左右；三是民间借贷、地下钱庄集资和高利贷，大约也是18000亿元。如果全口径计算，整个企业的借贷成本高达4.6万亿元。

　　我认为，如果不从根子上改革扭曲的、高利率的银行业结构和形成机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不可能根治国民经济借贷资金高成本的顽疾。当前，应当尽快推进放宽城乡中小微银行的准入改革，改变“不改银行业结构而放开利率”的改革思路，打破银行业高度集中垄断的格局，以结构合理的市场竞争来降低资金价格。　

　　周天勇：要稳定民间资本的投资预期，首先是安全问题，如果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投资跑了，消费也跑了，经济当然会下行。其次是发展空间问题，还有就是税费和要素成本问题。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需要稳定的宏观政策和社会环境来保证。

　　与民间资本呼吁打破垄断、公平竞争的开放要求不同，一些地方官员则纠结于“依法行政与创新改革”的发展悖论之中——进而无据、退而失责，又担心错失机遇被扣上“不作为”的帽子。

　　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在一些地方特别是经济领域，有的法律法规本身就值得商榷，很多创新和改革都难以进行。比如私营企业要办医院，按照现行法律行不通，很多工作根本做不了。以互联网创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一些法律法规已经阻碍改革创新和经济发展，政府若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势必会影响改革预期并饱受舆论诟病。要将这几百部法律、一两万个国务院部门与地方法规、条例，进行全面的甄别、清理、修订、废除、讨论乃至颁布，废改立释都需要时间和成本，经济发展和创新等不起、等不及，很多法律改完恐怕需要二三十年。

　　如果完全寄希望于依靠立法主导改革，固然合规合矩，却有可能牺牲发展机遇；而重大改革于法无据，触碰中央政策红线。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风险的窘境，这是很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观望者多的重要原因。

　　因此，建议中央尽快研究界定重大改革范畴，为制度创新和经济改革提供空间，推动重点领域加快立法，其他领域充分授权，不让企业家担心有违法风险、政府官员畏惧改革风险。虽然中央提出要调动基层创新改革的积极性，但是很多方面仍牢牢束缚着相当多改革的设计，特别是实施和进展，直接关系到很多的重大关键改革任务在“十三五”期间能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