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暴雨导致的洪涝淹没了地铁、火车站、公交车站、民居等206处，也导致14人死亡，1人失踪。与此同时，洪涝陷武汉人于生活和工作的极大不便。
武汉洪涝不过是中国年年洪涝的一个缩影，一遇暴雨，中国几乎很少有城市能逃过武汉的灾难和困境，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年年发生，只是城市名字不同而已。例如北京2012年遭遇暴雨产生城市内涝，致死77人。
武汉洪涝的原因何在？一个直接的原因是降雨量极大。湖北气象局统计表明，6月1日至7月6日15时，武汉、江夏、新洲、黄陂累计降水量分别达到932.6毫米、1087.2毫米、887毫米、833.9毫米，比1998年6至8月总降水量分别多64.6、70.2、549和533毫米。此外，武汉此前一周的降雨量也突破了历史记录最高值，6月30日20时至7月6日15时累计降雨量574.1毫米，突破1991年7月5日至11日7天内降下542.8毫米的记录。
降雨量大是直接原因，但是后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地区吸纳降雨的能力明显低于降水量才会造成洪涝。再追问为何武汉的纳水能力如此之低，原因是，大地自然的吸纳水量和调节能力被堵住和捆绑住了。如同对动物放生一样，如果对自然放生，把其自身的调控能力发挥出来，就不会让武汉遭受洪涝。
武汉的地理位置本身就具有调节和吸纳强降水的能力，因为它是“百湖之城”，城市水域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5%，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但是，由于城镇化的快速进展，包括湖泊在内的各类水体和具有吸纳容量的湿地和滩涂不断被填塞挤占。武汉市水务局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1987年时武汉的湖泊面积是370.97平方公里，2001年是336.50平方公里，到2013年时，只剩下264.73平方公里。二十多年间，湖泊面积减少近三分之一。武汉中心城区建国初期127个湖泊如今仅存38个，现在仍面临着继续被侵蚀的危险。
此外，城市治理也明显封堵了自然的自我调控能力。例如，东湖本来可以作为最大的调蓄池，但是因为担心污染湖水，在东湖周边采取了雨污截流的措施，使得雨水不能流进湖内，结果就自然流向地铁和民居等地方。
对于放开自然的手脚，让自然自身来调控水涝，清华大学的俞孔坚教授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出过一个比喻，要把城市的大脚解放出来，就像解放过去被裹成三寸金莲的女人的小脚。原因不只是大脚和自然的脚才美，而且是因为大脚才有自我生存和净化的最大和最好的能力。
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中国有成千上万条河流和湖泊，都被裹上了水泥钢筋，修建成50年或100年甚至500年一遇的防洪堤，结果是，由于大自然的双脚被裹住，中国的江河湖泊和湿地都不能自己调节洪水和雨涝，不仅年年洪涝，而且生物多样性也显著减少或丧失，被裹起来和封闭起来的江河湖泊中水生生物难以生长，并且，由于只强调排水而忽视了纳水，使得人们不能珍惜和利用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水资源。
大自然的双脚或自我调控降水的能力就在于江河湖泊和湿地，但是，由于耗掉了世界50%的水泥，30%的钢材和30%的煤炭来修防洪堤以及50%的湿地被毁（河道的两面的湿地和湖泊周围的滩涂大多变成了水泥地和防洪墙），就束缚了自然的自我调控能力，下一场很小的雨也会发生洪涝灾害，并且由于排水使得中国的600多个城市现在有400个城市缺水，华北平原地下水每年下降一米，而中国的水资源只有世界水资源的不足7%。
面对这种情况，答案已经比较明显，就是要放生自然，不仅解放自然的自我调控能力，还要增强自然的自我调控能力，例如，恢复湖泊和湿地。以武汉为例，1949年有127个湖泊，如今仅存38个。近100个湖泊被毁掉和挤掉的原因是各种各样，但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如果能恢复这些湖泊，以其蓄水能力而言，此次的武汉强降雨之洪涝造成的灾害就有可能幸免。不幸的是，现存的38个湖泊现在仍面临着继续被侵蚀，然后是消失的危险。
就全国而言，俞孔坚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把所有防洪堤、所有大坝全部都炸掉，洪水能够淹掉的国土面积才0.8%，极端情况下才淹掉6.2%。尽管这个研究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防洪堤和大坝炸掉，但是结合武汉此次的洪涝灾害可以再次说明，恢复大自然天然的纳水能力和海量，对于防洪抗涝的意义尤为重要。
对于武汉而言，此次洪涝的教训已经比较清楚，城市在短期内急剧扩张，快速的城镇化挤占河湖，扰乱水系，减少和降低了城市的纳水能力。这也反衬出2013年武汉推出的《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需要补充和完善，当时是准备通过3年努力，投资130亿元，系统完善排水体系、整体提高排水能力。但是，三年过去，此次暴雨仍让武汉淹没于水泽。
这说明，仅仅针对排水系统其实不只是孤掌难鸣，更在于束缚了自然的自我吸纳和调水能力。如果能在武汉和全国恢复那些湖泊、滩涂和湿地，以及废止地面硬化，增加植被面积等，都会大大增强自然的纳水能力，让洪涝无法形成并危害人们。（学者）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