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文化广场丰富村民生活，若有爱心企业慷慨解囊，双方皆大欢喜。然而，在陕西宝鸡市高新区八鱼镇范家崖村，有部分企业反映，村组干部要求辖区企业上交一万元左右的捐款，若不捐钱，村上将断企业的水电。八鱼镇纪委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老板反映情况属实，目前已经责令村组纠正错误行为。（7月6日《华商报》）
文化广场作为一种便民、利民的公共产品，有助于丰富村民的精神家园。在公共财政投入不够的格局下，修建文化广场的资金采取“众筹”无可厚非。一项初衷良善的公益活动，在实施操作的过程中方法简单、手段生硬，难免会走调变味。“逼捐”的上演，说到底是社会治理观念陈旧的产物。
自主自愿，是参与公益活动的基本原则；禁止强制摊派或者变相摊派，是《慈善法》的应有之义。不论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遭遇白血病患者“下跪借钱治病”，还是马云遭遇“你有钱为何不捐”的道德绑架，抑或企业老板“被逼捐”，那种站在道德制高点或者利用“弱者的武器”，让他人被动捐款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越位和角色失范。
粗暴、冰冷地下达捐款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断水断电，这样的自说自话，根源于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脱离了“地利”和“人和”，企业的发展不可避免会陷入困境，这也正是一些人权力任性的底气所在。修建文化广场是一项公共事务，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公众参与，为何只盯着企业老板的“钱袋子”？
从客观原因上讲，在修桥筑路、修建文化广场等公共事务上，村民难免会产生“搭便车困境”，人人都想享受文化广场带来的收益，却不愿意为此支付成本；从主观原因来讲，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企业老板“钱多”，在经济上比较宽裕。殊不知，这种“逼捐”行为，让一些生存艰难的企业雪上加霜；即使企业发展良好，“逼捐”也缺乏法理依据。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荒谬的“代价论”，即为了达到目标，做出一些牺牲是必要的。这种 “代价论”不仅造成对恶行的冷漠，也为这种冷漠找到了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在公共利益名义的裹挟下，村里通过“逼捐”的方式对部分企业进行利益剥夺和权利侵犯；看似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
忽视不同企业的经济情况、漠视不同企业老板参与意愿的“逼捐”，尽管目标正义，却背离了程序正义。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需要的是轻装上阵，而不是“逼捐”带来的沉重包袱。与“逼捐”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公益生态，让公益制度化、长期化。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