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学者提出“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的关系问题，不经意间成了网上争议的话题。何以提出这个问题，该学者有自己的想法，其中政治涵义也十分明确，如果就事论事，恐怕争个面红耳赤，仍然会因为立场不同而难分难解。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士，真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实践和理念两个层面上，廓清国家与个人的一般关系。
大国崛起与公民尊严并不构成一对有你无我的关系
纯从逻辑上说，大国崛起与公民尊严并不构成一对有你无我的关系，好像大国即便崛起，缺了公民尊严，崛起也毫无价值；反过来，只要公民有了尊严，大国无论崛起与否，都已功德圆满。与以前盛行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说法如此相像的偏颇执念，年龄稍长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思想混乱和实践错乱。
大国崛起谈的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提升，公民尊严谈的是个体在国家法律框架中的地位保障，两者涉及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一方面，国家地位不以国家内部个人的地位高低为转移，人类历史上多少大国崛起，并没有伴随个人地位的相应保障，无论古希腊罗马还是秦汉的中国，无论工业化后靠贩卖奴隶兴盛起来的殖民大国，还是直到1937年才赋予妇女投票权的美国，即使在平等概念空前深入人心的当代，个人法律地位的提高往往是大国崛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或者前提。
另一方面，在一个仍然存在社会不平等的国度，公民尊严永远是不相同的，一部分人享有的尊严水平总会高于另一部分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往往只是形式上或程序上的平等，难以做到实质上或内容上的平等。同样在法庭上，有钱请到“梦之队”的大律师组合和没钱只能接受法庭指定的“公益律师”，诉讼之间，不平等是实实在在的，公民要维护同等程度的尊严，仍会遇到困难。
很少有大国的崛起是从公民尊严起步的
确实，当下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内公民尊严水平要比其他国家高出不少，不承认这一点，是虚伪的。但问题不仅在于，很少有大国的崛起是从公民尊严起步的，更在于有些国家在特定时期，公民自觉很有尊严，其实只是在大国成功崛起时充当了垫脚石，在大国不成功的崛起中，甚至成为了牺牲品。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多少被夺走生命的军人只是国家争霸的炮灰？当年支持纳粹政府“扩大生存空间”的德国国民和支持军国主义政府打造“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国民中，有不少在国家一时成功中陶醉的公民，最终才知道如此尊严只是黄粱一梦。
大国和小国有一个重大区别，小国可以独自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顺利时，与世无争，不顺利时，随波逐流，这样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客观上使一些小国承受的压力较小。放眼世界，今日公民尊严水平较高的往往是一些经济高度发达但与世无争的小国，其中尤以北欧国家为代表。无论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还是华人为主的新加坡，都具有这样的小经济体或小国的特点和相应优势。
相反，大国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大国彼此之间存在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乃至冲突关系，国力不济不但会带来国际地位的下降，甚至可能面临国土被割裂或肢解的现实危险。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都是这方面的现成例子。在类似情境中，不能说公民尊严必定会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至少可以看到构成公民尊严的各项指标发生了明显调整。
争取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追求公民尊严的目标，不是相互冲突的，但确实存在达成时间的先后
至于一个人口和幅员意义上的大国，在实现崛起过程中，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必须作出多方面的抉择。大国要在短时间内，比如像中国这样在短则30多年，长则60多年的时间迅速崛起，若非高度集中民力、充实国力，先形成国家层面的实力，建立相对其他大国的战略对等地位，那就很难获得持续发展的外部空间。在这个阶段，我们既不可能放弃追求GDP总量，也不可能将GDP总量所蕴含的财富及其分配过度向个人倾斜，来缓解总量与人均的强烈反差。在人口规模为常量的情况下，只有不断增加GDP总量才能最后实现人均GDP的达标，不断提升民众福利，提高公民尊严。这就是说，争取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追求公民尊严的目标，不是绝对相互冲突的，但确实存在达成时间的先后。
无论就现实条件还是历史规律而论，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带着巨大的贫困人口经济起飞后，虽然总体上公民尊严都会有所提升，但不可能实现全体国民严格地齐步走，既然采取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那公民尊严自然也难以避免不均等现象，这一点在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全体国民都将推进社会公平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高考因此被赋予实现社会公平的重大职能，但由于基础教育阶段优质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分布的巨大不平衡，同样的考卷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来说，其难度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为了照顾资源不足的地区考生，中国教育始终在推进社会流动意义上的公平与发现培养优质人才的效率这两者之间踯躅不前。公民尊严理所当然是我们的价值目标，永远值得追求，但在掌控实现进度上，确实需要经常警惕欲速则不达的风险。
大国崛起必须伴随公民尊严的提升，而非相反
对于今日之中国来说，这些关于大国崛起与公民尊严不同步的理论论证，既不等于主张专注于国家崛起，而无视公民尊严，也不等于只以公民尊严为标杆，无视大国崛起的现实意义，更不等于无视大国崛起与公民尊严相得益彰的事实。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国民尊严的坚实基础，国家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为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铺就扬眉吐气的“红地毯”，在国内，个人基本权利也从覆盖经济性权利而日渐深入至社会性和政治性权利，势头趋于加强。不得不承认，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尊严伴随着国家富强已取得了根本性进展。反过来看，事实上正是中国人的自由空间、教育程度、健康水平、消费水平等公民尊严的空前提升，才为国家崛起提供了动力，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公民尊严事实上的提升，也不会有大国崛起的结果。
当然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必须伴随公民尊严的提升，而非相反。如果说，我们可以理解大国崛起过程中必需的集中国力以实现重点突破、争取跃上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的战略选择和政府决策，那么在崛起大国进程中，必须更好保障公民权利和依法治国。人为地将公民尊严与大国崛起相对立，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也不具有建设性，但面对全社会要求提升公民尊严且现实条件如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允许或要求这么做的时候，仍然表现出某种麻木和迟钝，则在政治上肯定是有害的。
中国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期间的甘苦，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但既然选择了走自己的路，那就只有随时总结和反思，向着民族复兴、社会整体进步的方向不断探索，让大国崛起和公民尊严的双重目标，不断得到更高水平的实现，让两者彼此促进，形成正反馈，相得益彰，同上一层楼。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