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苦留"老华为",不如服务好新的"任正非"

　　华为总部并没有跑路，只是将部分业务外迁到了东莞。但“别让华为跑了”的帖子仍然不胫而走。为啥这么舆论哄然呢？当大家在谈论“别让华为跑了”的时候，大家到底在谈论些什么呢？

　　大家聚焦的不仅是深圳的营商环境，还聚焦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线城市如北上广营商成本高企的今天，创新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何去何从，更聚焦城市在调结构、稳增长的当下，如何营造健康的政商关系，让有雄心有创新有赢利能力的企业，能留下来，活得好，飞得高。说白了，企业和城市是互哺关系，企业飞得高，城市自然有活力，有未来。

　　都是宏大叙事的话题，可也都接着地气，关乎每一个人。

　　人均GDP把北上广都甩在身后、率先突破2万美元的深圳，还需要华为吗？深圳龙岗区在官方报告中喊出“服务华为，马上就办”，政府是真的急了！华为产值占该区工业总产值的近一半，其产值增速将近40%，比全区水平高出近25个百分点，若剔除华为，龙岗工业总产值立即下降14.3%。财收更是抢眼，增速将近50%，这数字能让中国西北东北财政捉襟见肘的老大哥们眼红得滴血。“财神爷”若真的跑了，龙岗的官员岂能不上火？蹲在旁边的小兄弟东莞却咧嘴一笑：2015年，迁去没多久的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

　　坊间有分析说，深圳房地产价格飙升，工业用地紧张，让营商成本高企，挤逼着扩张中的华为将制造业基地外迁。

　　这仅仅是科技企业和房地产业的矛盾吗？

　　财富如水，流到东流到西，都没有流出中国这个大圈。深圳不是很想把东莞纳入麾下？果如此，是否深圳就不着急了？人家华为早已在全球布点，已经被期待着5年后从全球手机商的老三变老大呢，一个小小的城市能圈得住华为的全球战略吗？就连GDP（国内生产总值）都圈不住它，但它不是还为中国创造着GNP（GDP再加上国外的各生产要素）吗？再说，如果华为的“跑”，能让深圳房地产热略略降温，何乐不为？

　　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华为跑了”是个伪命题，是以行政区划主导的GDP竞争，营造出的抢商大战。

　　已成一线城市的深圳，不可能容得下体量庞大的制造业，不仅仅是华为。如果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要把华为拉离寸土寸金的深圳，即使用再牛再倾斜的政策，也拉不回一头需要广阔草原的“牛”——如同当年的台湾省留不住富士康一样。上世纪70年代，世界电子制造业的第一次大转移，由美国、日本转移到东亚四小龙的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90年代，世界电子产业第二次大转移，目标是中国大陆沿海，特别长三角、珠三角。有迹象表明，第三次转移或将开始。如果，类似的高新企业将制造业基地的转移，不向境外，而从中国东部向中西部、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这将是市场的自然选择、企业的合理布局，也是决策层喜闻乐见的。这可以促进那些市场化程度较低、产业低端、结构单一的地区，减轻经济下行压力，消化就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甚至助力实现中央关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战略布署。

　　深圳，也包括北上广，依然有无可取代的优势。只要有良好的政商环境和人才优势，资金甚至高端制造业的回流，或者孵化出将来比华为更牛的“金主”，也并非没有可能。

　　15年前，美国波音公司总部从定居85年之久的华盛顿州西雅图搬到芝加哥，也曾激起轩然大波，让当年的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伤透脑筋：无论提出何种减税和优惠政策，波音就是不肯回头。有飞机城之誉的西雅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年年交纳高额地方税收、支付修路和低收入住宅费用的“金主”扬长而去。而那一端的芝加哥自然喜不自胜。芝加哥的税收并不低，波音声称看重的是地理位置的便利，高端客户都集中在美国东部。但西雅图也很快就笑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喜孜孜地看着两个毫不逊色的“金主”在当地发展壮大：微软和亚马逊；同时，这一地区越来越醒目的创新能力、高科技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也让波音难断舍离，在华盛顿州留下拥有五六万就业人口的庞大基地。

　　西雅图营商成本不高吗？No！去年该市议会通过将最低工资提升至每小时15美元的议案，这是美国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倍，成为迄今全美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该市的房产租售价格也排在全美前列。

　　看来，关键并不在于营商成本，而是这个城市有没有鼓励企业创新，特别是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亲商环境。

　　为此，本届政府力推简政放权，但各地阻力依然不小。李克强总理不断强调，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才能推动“双创”，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使中国经济的无限活力充分迸发。只要真能实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目标，其实就不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或“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了。企业专心扑在市场，无需繁琐审批，又何必老要进衙门，看市长脸色呢！反过来，政府应看企业的脸色，要做好看不见又摸得准企业脉博的服务，必要时上门进行事中事后的监管——这才能使政商关系既“亲”又“清”，健康互动。

　　用任正非的话说，很简单，就三条，“低成本、法治、不干预”，其它的，交给企业去做。你做不到低成本，你总能做到法治化、市场化吧——这样的营商环境，才是企业发展的真正定心丸。

　　所以，与其苦苦的挽留“老华为”，不如去琢磨：像当年拿着借来的两万元来创业的任正非这样的人才，还能不能在城市脱颖而出、发展壮大？或者，身边有没有类似微软、亚马逊的科技企业，还在被繁琐的审批和吸血式的行政成本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