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悼念杨绛先生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2016年05月27日 10:28   来源:工人日报   邓崎凡

  一位白身老人的离世能得到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及许多素昧平生的读者的悼念,算得上是“哀荣备至”了。

  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但生前“和谁都不争”的她未料在晚年声名日隆,身后自然更管不住别人真情或假意的悼念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悼念杨先生?

  我想,一则以痛,一则以羡。

  首先,我们悼念的是她和钱钟书先生令人羡慕的爱情。才子闺秀的结合,携手一甲子不离不弃、相知相守。钱先生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子一样一把抓,生活中这样的琐事这些都要杨先生操持。二人一位是“绝无仅有”的“妻子、情人和朋友”,一位是终身依恋怀念的爱人、知己。如今,爱情传奇中最后的当事人也离我们而去,怎不令人感慨?

  其次,我们悼念的是杨先生罕有的才情。杨先生终其一生,与钱先生的光芒相伴。然而,这位钱先生口中“最贤的妻”,也是“最才的女”。先生早年创作的多部剧本被多次搬上舞台;经典译本《堂吉诃德》印行已逾百万册;《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文学作品名动天下。与钱钟书先生那种“不待掘地,自涌而出”的才华不同,杨先生之才如潺潺溪流,历久弥新。一位有才如此的作家、学者离我们而去,怎不令人惋惜?

  最后,我们悼念的是杨先生稀世的修养。钱先生生前,杨先生是贤妻,甘做钱先生的“灶下婢”;丈夫和女儿离她而去之后,她一边整理钱先生留下的文字,一边自己努力创作。为妻之时,她尽妻子的本分,成就钱先生的事业;声名日盛之际,先生仍淡泊自守。于家庭而言,她有着这个时代稀缺的包容和牺牲。于社会而言,她更是这个人心浮动社会里少有的灵魂坐标。“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这个时代里,这样一颗安静的灵魂离我们而去了,怎能不令人心有戚戚焉?

  所以,当我们悼念杨绛先生时,我们悼念的是逝去的爱情、才华和修养。

  对于先生,很多人和我一样,了解不多。但对于爱情、才华和修养,我们人人都渴望拥有,却深知其来之不易。她走了,带走了这个世上不多的爱情、才华和修养,我们能不痛?而集此三者一身的她又走得如此平和。百年之后,我们谁能如她这般了无遗憾地离开?谁又能不羡?

  大多数的我们并非才子佳人,留不下一段段相濡以沫的佳话;也不会扬名于世,少有淡泊名利的机会。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经营自己的生活;在纷纷扰扰的世事之中,静下心来过好自己的日子。“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对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名利,看得淡些、更淡些。即使达不到杨先生那样的境界,也可以离她近些、更近些。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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