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老人去世，享年105岁。从朋友圈到媒体圈，此消息无疑成了大新闻。直到今天，这个消息的热度才渐渐降下。
也许有人要问，人们为什么如此怀念杨绛？这个答案很复杂。从宏观层面来看，剖析各类悼念人群，我们可以发现其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杨老打心底的尊重。因为这位世纪老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同龄人，也是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最后一位”当然会让人瞩目，也更增添了叹惋的厚度。去年，最后一位开国中将张震去世，也曾引起国人的无限感慨。这种瞩目，显然在每一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从微观层面来看，在这场关注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怀念标准和关注起点。比如，学者们因为喜欢她文笔的洗练和从容，所以可能更多向她的文学素养致敬；又比如，80后、90后的年轻人，可能更多欣羡她和钱钟书先生的爱情——两个很有才华的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彼此，并终成眷属，不早不晚，着实浪漫；再比如，文学爱好者们可能觉得她的文字暖度与自己的偏好相契合，所以主动点上蜡烛、献上鲜花。
事实上，这些年，每个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离开，都引起过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不久前辞世的著名作家、《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再比如2012年辞世的南怀瑾先生等。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应该是2009年的那场悼念：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在同一天离世。季羡林先生生前主要研究梵文，任继愈先生生前主要研究宗教哲学。虽然他们研究的学问不是热门，去世的时候却在彼时的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偶像。季羡林先生说：“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要能传下去，还得靠几个人甘心坐冷板凳，那赶热潮的人多得很。我不相信有什么轮回，如果有来生，我还做知识分子。”这些前辈学人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学问要求精，为学要有责任、有担当。他们的人生恰如杨绛先生所译的那首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有人说，昨天的大多知识分子主要读书，今天的大多知识分子主要读博；昨天的知识分子大多读书是为了治学，今天的知识分子读博大多是为了套现。这些话虽然有失偏颇，却也给我们一些冷思考。时下，我们推出不少作家版税排行榜，我们关注一本书卖了多少钱。但是，很多畅销书卖得好，却并不等于它文学价值高，有些书还十分庸常甚至低俗。可见，如果缺少责任和担当，有些知识分子只能称其为“知道分子”。知道分子有能力而未必有人品，口袋殷实而未必精神超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天，在各种名为纪念杨绛先生的舆论场里，也有一些让人皱眉的现象。比如，有人炫文化，有人装有文化。如果不提钱钟书，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杨绛是谁，可他们看大家都在谈论杨绛先生辞世，为了避免边缘化，于是复制了关键词百度，也大声说最爱《我们仨》，或者转发语录。他们甚至不知，为何杨绛是女士，却被称为先生。其实，先生是称谓，没有性别之分，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可称为先生，只有德高望重之人，有非凡学识地位之人，才可以被尊称为“先生”。
杨绛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留下的最值得珍视的财富，不是那些只言片语的鸡汤，而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所处专业领域深入创新开拓的精神。传承这样的遗产，比易逝的感动更重要。板凳甘坐十年冷，妙手丹心更护花，才是他们最终被普遍尊重的根源。他们所秉承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修养，他们的学术风标，以及由此引领的学界进步带给公众的不同体悟，正是我们缅怀老一辈知识分子，思考“后先生”时代的强大动因。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