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家小院、一片竹林、一辆单车、一根跳绳、一群鸡鸭……这是艾滋女孩莎莎（化名）的全部世界。2006年，莎莎的母亲去世。2014年7月，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2015年4月，父亲因患艾滋病去世后，莎莎得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两次被其他同学家长“赶”出校园。最终，她只能待在家里，等待赤塅完全小学尹校长每周一次送课上门——这几乎是她与外界的唯一联系。（5月22日《新京报》）
如果没有艾滋病的侵袭，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完全可以像她的同龄人一样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接受着知识的熏陶。但生活从来没有假设，疾病的捉弄不但无情地剥夺了她健康的身躯，更是残酷地给她后续成长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可以预见的是，在媒体的聚焦下，莎莎艰难的求学路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宽，她所遭遇的不公也必定会在舆论的倒逼下有所改善。可是，在中国8000多名的艾滋病儿童中，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她这般“幸运”地被外界关注，更多时候，他们只能默默的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和被歧视带来的无形伤害，一如此前那个被村民驱逐的患艾男童一样。
虽然说这些个例的呈现夹杂着诸多偶然和极端的因素，但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关爱艾滋病患者已渐成社会共识的当下，为什么患艾儿童的成长之路却是如此艰难？诚如此前诸多评论分析的那样，是无处不在的歧视和谈艾色变的恐惧导致了大家对患艾孩童“另眼相看”，但如果我们的反思仅停留在这肤浅的表面而不深入展开，那么，附加在患者身上的怜悯与同情便会随着这廉价的思考而异化成一种消费。
要知道，在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熟人关系构建起来的本就是一个相互关照、彼此依偎的小型团体，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通过这粗暴的方式去剥夺一个孩子的受教育权的。这样说，并非是要为无知的村民辩解，而是尴尬现实下诸多问题必须要去正视。比如说患病的莎莎，她本身就没有得到较为规范的治疗，转学过程中，家长和校方还曾刻意隐瞒过她的病情，此番语境下，家长们当然害怕莎莎的一些行为会在无意中给自家孩子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他们也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而在另一方面，当下各级政府机构对艾滋病常识的普及，也并没有深入到每个人心里，浅尝辄止的宣传除了在特殊的节点应一下景外，它们却并没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民众对艾滋病的科学认知。于是乎，一条因“认知不足而产生恐惧、恐惧的反作用又加深歧视”的恶性循环链便像裂变的毒瘤一样在整个社会蔓延。
急功近利地看，不管用什么手段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根深蒂固的恐惧与歧视，即便强制性的让莎莎入学也同样会收到民众的抵制与发难，但孩子的权利不可能因此就这样被剥夺。在我看来，当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民众那可怕的歧视与无边的恐惧时，政府部门不妨退而求其次，通过建立有效的规章制度来保障患艾儿童的基本权利。比如将他们集中到红丝带学校进行学习和治疗，并为陪护家属提供一定的物质补助。虽然说这样的措施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为保障孩子权利、为铺平他们的成长之路，再困难的事也必须得坚持，这是一个社会最该彰显的基本责任。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