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网友爆料，其在机场乘坐摆渡车时，短短的300米距离被收费398元，怀疑自己遭遇宰客。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这一事件的真相被逐渐还原。而舆论也从批评机场方面天价收费转向对机场高收费的认同与理解。
其实，机场方面对于摆渡车的定价合理合法与否，这只是此事所凸显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是权利失衡。
根据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还原，我们可以脑补当时的情形。一个下属，与自己的上司一起出差，上司可以乘坐头等舱，自己只能乘坐经济舱。但在乘坐机场摆渡车时，下属需要为自己的上司拎行李，而上司的行李恐怕也不放心离开自己的视线，所以该下属只能和自己的上司一起乘坐头等舱乘客专用的摆渡车。该摆渡车针对经济舱乘客要收取高额的费用。该下属认同了这笔费用，并索要了发票，他想必认为这笔费用可以在差旅费中报销，毕竟自己是为上司服务。但可能在此后差旅费的报销中，他所在的单位并没有为他报销这笔费用，这笔费用需要他自己承担。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能以“天价”的说辞将这一收费行为公之于众，希望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补偿。
相信对于这一幕很多人都似曾相识，在社会上也司空见惯。在这一事件中，上司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下属为自己拎取行李的服务，即便这种服务可能对下属造成不便，甚至对下属自身的利益造成侵害。这与经常见诸媒体报道的某些官员让下属撑伞的画面何其相似？
虽然只是拎行李、撑伞这样的小事，但它折射出的，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而它的本质，是权利在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而权利的不平等，有来自于权利在面对权力压迫时的无奈。
恐怕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下位者为上位者拎行李、打伞不是出于权力形成的不对等关系。有评论认为，这位下属在面对天价摆渡车时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选择不坐，而是乘坐免费的摆渡车。但实际上，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他并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强制消费，但并不来自于机场方面的供给短缺，而是来自于权力的压迫与强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权力支配权利的问题。
其次，权利一旦被权力所支配，权利的伸张与诉求渠道也就很难畅通。因为在权力与权利这种畸形关系下，权利的伸张与诉求就意味着对权力的反抗与不满。就以此事而言，该员工之所以将此事公之于众，原因恐怕是正常的渠道无法满足他的诉求，他只能将其制造成公共事件，搭上“天价”“宰客”这些吸引公众眼球的“便车”。实际上，这笔费用的真正承担者，他真正应该诉求的对象，是他所在的公司，或者他的上司。
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已然对这样的权利失衡习以为常。现实生活中，下位者为上位者所提供的服务有多少是本分，有多少是出于对权力的谄媚、慑于权力的压迫而额外奉送的，又有多少实质谄媚权力的行为被包装成下位者的本职与自愿行为，社会对此早已麻木。这就说明，这种畸形的权利权力关系已经渗透进中国社会集体潜意识中，渗透入人际交往的基本逻辑之中，支配着中国社会的权利与权力生态。
所以，相比之前社会广泛关注的机场乱收费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并不亚于前者。因为前者关乎合法经营，依靠适当的监管就可以解决；而后者关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更深刻也更顽固，并非能依靠一时一地的调整即能改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