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亟需青年编剧。一方面，编剧人才奇缺；一方面，全国高校每年数以百计的编剧专业毕业生学非所用。
■如果能不断探索与完善青年编剧成才机制，及早恢复三级戏剧创作机构，重设各级戏剧院团编剧岗位，在完备的“代养制”条件下，高校编剧专业毕业生将会对改变中国戏剧编剧荒、剧本荒、观念荒的窘境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编剧人才的奇缺和已有人才学非所用，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构成了中国戏剧编剧话题的一个悖论。高等院校编剧专业培养的学生，是创作界优质的种苗，他们毕业以后，是放任自流，自生自灭，还是让他们进入一个科学的、良性的社会培养与成长机制，催生编剧人才，从而弥补中国戏剧影视编剧人才奇缺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如何突破原有人才培养的体制瓶颈。有没有落到实处的举措，事关中国戏剧未来的可持续繁荣和发展。
向科学的培养模式借鉴什么
对现有青年编剧人才、特别是高校编剧专业毕业生走出校门后成长机制的缺失，我们不妨借鉴养殖业界具有创造性并行之有效的机制——“代养制”。
将青年编剧人才成长机制与维系餐桌食物质量的科学养殖机制作比较，或不恰切，但其中道理却也值得我们深思。过去江南农人经营饲养业，一般从苗种市场觅得良种带回家。饮食起居、防病治病、卫生条件等一概取决于主人的个人经验、精力投入以及经济成本，养殖效果必然是听天由命。但现今上海地区的科学养殖模式则出现了创造性变革，其中尤以“代养制”为成功范例。
所谓“代养制”，就是合作社将已饲养到30公斤左右的优质苗种交给家庭农场主代养。合作社与代养者有一个双赢的合作机制，内容包括：一是选种。代养者接收的是从荷兰引进的托佩克品种所繁殖的后代。二是选址。代养场必须在成片农田的粮食家庭农场内，远离村庄，交通方便，符合防疫条件。三是选人。代养者必须是具有一定经验、诚信、勤劳的粮食家庭农场主，兼顾种养二业，并能服从合作社和各级部门的技术指导。最后，合作社与代养者签订《考核结算协议》，依据科学指标考核后进行代养结算。完成指标的代养者可获得较高报酬。同时还建立了退出机制，凡连续两年评定为年度不合格者，取消代养权，同时建议相关镇取消该农民的家庭农场土地承包经营权。
从中可以看出，优质苗种进入家庭农场后，完善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既从制度上保证了养殖对象的健康生长，又在利益上保证了合作社经营者与农场主的双赢愿景。结果是，良好的运行机制催生了一个品牌，赢得了上海百姓的信任，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首选。试想，如果将30公斤以后的苗种交给散户饲养，一切与健康成长有关的条件都难以保证，再好品质的苗种最后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养殖效果。
从学术角度展开机制对比，那么，戏剧院校培养的编剧专业毕业生显然也处于优质却还未长成的状态，走出校门后若也有一个叫“代养制”的机制，保证他们在专业的环境里生长，不需要为生计去做自己不熟悉、不喜欢、“不搭界”的事，那将会催生多少优秀的青年编剧。这个比喻也许并不恰当，但我们着眼的是机制，看重的是以“拿来”的胆识破题的勇气。
当然，“代养制”首先要有“代养机构”。事实上过去我们有许多很好的“代养机构”，几乎每个省市都有“三级戏剧创作网”（省、市、县戏剧创作室），每个戏剧院团都有创作室，再加上每个文化馆、群艺馆、工人文化宫都有创作部，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了完备的“代养制”机构网络。编剧专业学生一旦走出校门，这些“代养制”机构会照单全收，而且还供不应求，“代养制”机构成了他们事业发展的港湾，在接纳、孵化、助推、催生青年编剧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现在，这些创作机构关、停、并、转，如李小青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自第三届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会的报告》一文中所披露，辽宁省原有戏剧创作机构数十个，现在几乎全军覆没，只有省艺术研究所创作部还存在，仅剩下2个编剧。安徽省现有县级以上国办戏剧表演团体48个，已全部没有了创作室。其他地区也大同小异。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只养事业不养人”的看似“新新类”的观念在作祟。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几十人的剧团，管理班子成员有六七个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就容不下剧作者一把并不需要有多豪华的椅子呢？
不妨把目光稍稍外移，看看国外是否会有类似的机构。青年剧作家喻荣军在《编剧在中国戏剧大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一文中介绍，在国外，更多的编剧是通过剧团、培训班、剧本创作中心等机构进行培养的。例如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爱丁堡横断剧院、美国纽约的拉科剧本创作中心、公众剧院或是更小型的剧院122剧团，这些剧院都着重于原创剧本的创作、排练与演出。英国皇家宫廷剧院既有自己的国际驻场计划，也有国内年轻编剧的培训计划，还把国际的编剧与国内的编剧进行配对，以提高年轻编剧的技能。英国国家剧院定期有编剧工作坊，英国苏格兰剧本创作中心则通过征集获得剧本，然后进行筛选，每年选择6至8个剧本，让年轻的作者与相对成熟的作家进行配对，一对一进行指导。
申惠善（韩国）在《简述韩国电视剧编剧体制》一文中介绍：韩国目前活跃的90%的编剧中，都是韩国放送作家协会运营的韩国放送作家培养院毕业生，这一点说明其大部分是通过有体系的教育来培养出的专业人才。韩国放送作家教育院设有基础班、进修班、创作班、专业班等4个等级。一个班的学期为6个月，从基础班到专业班所需的时间为大概2年多。各家电视台的导演和职业广播作家，每周一次讲授电视剧编写理论及技巧。此时，各家电视台的导演开始留意观察学生。学员进入上一班级时，根据所提交的课题作品和讲师的评分结果，决定升班与否。所有的学生必须从基础班开始受到有系统的教育，一旦通过遴选而升到进修班的学员就免交授课费，还会得到韩国放送作家教育院的集中支援。一般情况下，到研修班后大部分学生都会被电视台挖走。
从申惠善的介绍中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一是各家电视台从一开始就留意观察学生，为选择合适的人才入编作准备； 二是经过遴选，进入进修班的大部分学生都会被电视台挖走。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上戏戏文系从2007年开始至今已办了九期高级编剧进修班，几百位学员，居然还没有一位因此而进入戏剧院团。原因是，现在的一些院团领导只盯住少数名编剧，不愿承担培养年轻编剧的风险成本，而造成全社会优秀编剧奇缺，戏剧事业全面滑坡的巨大成本谁来买单，则似乎与任何人都无关了。
青年编剧资助项目的优势在哪里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各级宣传与文化部门也都程度不同地对青年编剧的培养与成长机制予以关注。比如举办各类戏剧赛事，各种主题性剧本征集活动，举办高编班、读书班、研修班、青创班，举办剧本讨论会、剧本朗读会、创作笔会，创办编剧沙龙，创办刊载新剧本的杂志与内部刊物，创建相关学会等等。但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些举措更多的是在关注剧本创作的前端与后端，而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中端。
前端实际上就是学校专业教学的延伸，后端就是关注剧本舞台呈现的最终效果，而中端才是“代养制”的核心内容，即酝酿、创造、提供一次次发现有潜力的青年习作的机会，孵化、助推、催生青年编剧一部部有新意的习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有着与众不同的精妙设计，它的特色在于，在中端位置给青年编剧的初次飞翔提供一个立体的“助飞动力装置”，它包括：组织专家对申报剧本进行初评、复评，并与青年编剧面对面交流；调集社会力量，为入选青年编剧及其习作配备合适的导师；在反复修改剧作的基础上请专业院团组织有经验的演员朗读剧本，并邀请专家对剧作进行点评；出版青年编剧剧本选； 由基金会出面向专业院团推荐入选剧作； 对搬上舞台的剧目提供可贵的配套资金；每轮评审结束以后，请相关专家撰写评审报告，既要解剖个案，对每个剧目作出艺术分析，更要统揽全局，分析总体情况，并对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何解决的意见与建议。
不难看出，这一既富有操作意义，又充满人文关怀的项目设计确有高出一筹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在“代养制”机构全面缺失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这一项目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的推断：编剧专业毕业生走上社会以后，只有在有效的“代养制”，或准“代养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编剧。连续三年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青年编剧项目评选，共有47位青年编剧的作品入选，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受过专业训练的上戏戏文系毕业生。这一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作为编剧专业教师的一点面子，同时也与韩国学者申惠善所说的“韩国成功的编剧大都经过专业训练”的判断相一致。
可以进一步推断的是，如果我国能及早恢复三级戏剧创作机构，恢复各级戏剧院团的编剧岗位，在完备的“代养制”条件下，高等院校编剧专业的毕业生必将为编剧队伍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改变中国戏剧编剧荒、剧本荒、观念荒的窘境，也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期待。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拾传统，难道不也是一种创新？！问题是，谁来做这件事呢？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以高校编剧专业毕业生走出校门后的成长机制为议题展开讨论，不涉及学生在校期间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效果等内容，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那是另一篇文章了。同时，话还要说回来，“代养制”也不能保证出莎士比亚、汤显祖、曹禺，真正的成功还需要青年编剧自身的努力，这当然又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也不作展开。
最后，任何比喻都有缺陷，好在我也是一个兼任编剧。这一点请读者诸君，特别是编剧同行们谅鉴。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