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流”社会的警示

　　十年前，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的《下流社会》在日本风靡一时。他关于日本社会中产阶级正在消失、“向下流动”趋势成形的入骨剖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三浦展的观察立足于日本社会，但其分析所切中的核心问题，却是许多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通病。如今，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三浦展关于“下流”社会的警示正逢可鉴之时。

　　在三浦展的定义中，“下流”并非道德判断的修饰词汇；而是指缺乏积极上进意愿、自甘向下跌落的消极态度。这个“下流”群体并非社会底层，而是居于社会中游但却失去了向上发展动力的群体。中产阶级原本是日本引以为傲的社会砥柱阶层，但现今这类人群中，“疲疲沓沓走路、松松垮垮生活”的人不在少数，因为这样的生活态度毕竟来得轻松。同时，“下流”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其结果直接导致收入很难得到提高，独身的比例也极高。

　　三浦展还给出了一个关于“下流指数”的小测试。在以下12个指标中，如果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与其中一半以上指标相符合的话，就已属于下流阶层的一员了。

　　1. 年收入不足自己年龄的10倍（以1万日元为单位计算）。

　　2. 不考虑将来的事情，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

　　3. 觉得人应该活出自己的色彩

　　4. 期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想违心地虚度此生

　　5. 事事嫌麻烦、生活不规整、不修边幅

　　6. 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

　　7. 生性朴实、不喜欢显眼、不出众

　　8. 服饰不追逐流行而是展现自我风格

　　9. 觉得做饭吃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0. 经常吃零食与快餐

　　11. 呆在家中玩一整天电脑游戏或上网而不会厌倦

　　12. 未婚（男性33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

　　消极“下流”与“高贵者的义务”

　　三浦展所划分“下流”阶层的主要特征，是对个人现实生活态度的消极、以及对社会现实群体的冷漠。事实上，此类社会群体和现象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常见，当今的中国也不例外。诸如宅文化、二次元、非主流（杀马特）等常见的亚文化群体，无一不是三浦展笔下过于追求自我个性而与社会主体渐行渐远的“下流”阶层。

　　追逐个性，不等于孤芳自赏。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提供了“缩小世界”的技术，但倘若人们只同志趣相投之人来往，不经意间隔绝了与更广阔现实的联系，难免困在“傻瓜的围墙”内沦为井底之蛙。而随着参与度的减少，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将随之降低，加剧个体对社会现实冷漠、隔绝的态度，形成恶性循环。

　　当然，三浦展作为“大企业的管理人员”，其分析立场和精英偏见是比较明显的，其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日本社会在“1955年体制”下为经济繁荣而共同奋斗的怀念。为此，他在结束语中痛斥“悠闲下流”之辈虚耗由少数精英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并呼吁提供社会化的“机会恶平等”，履行“高贵者的义务”来帮助“下流”阶层，以免两极分化加剧。

　　对中国社会的警示

　　三浦展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论调虽然颇可商榷，但其从个体责任与社会发展角度所批驳的一些问题却颇值得我们在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思考寻味。

　　“下流”社会所反映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娱乐至死的文化氛围与理想缺失的困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中产阶级不必再为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但同时，以维持基本生存为目标的廉价生活方式催生了松松垮垮混日子的慵懒族和游手好闲的啃老族。他们丧失了奋勇向上的斗志和意愿，麻木满足于现状或沉醉于灯红酒绿，对未来浑浑噩噩毫无憧憬，逐渐滑向社会边缘并沦为社会下沉的拉力。

　　但是，影响“下流”阶层形成、及其解决之道的重要因素却并不仅仅取决于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奋斗意愿等个人主观因素，而是包括两极分化拉大、社会阶层固化、上升渠道阻塞等在内的社会客观因素。随着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的扩大，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把持了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大多数，还催生了富二代、官二代等次生利益集团，进一步挤占了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空间。在懒散过活与上升希望渺茫的双重诱因下，社会“下流”倾向自然增加。

　　前不久，湖北省部分官员因“工作激情减退”等缘由被组织调整或罢免，实际上已经拉响了我国社会潜在“下流”倾向的危险信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决不是单纯的物质文明，还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已经颇有成效的今天，理应对日本社会在后现代化阶段中产阶级率先出现的“下流”倾向保持警惕，谨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潜在的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和社会凝聚力沙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