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出炉，议论多年的贪污罪、受贿罪起刑点的问题也水落石出：将两罪量刑“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此外，“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三百万元以上。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反腐越来越严厉的当下，量刑标准不降反升；有人则担心这会不会向社会传递一种更宽松的信号。人们其实并不担心那些老虎们能不能得到惩治，因为不管是十万的标准还是三百万的标准，都远远低于现实贪官的胃口，他们一定会得到法律的严惩，但大家都很关心的是那些三万元以下的怎么办？
光从数额看，新标准的确有一种向后退的感觉，但如果深入研究这份司法解释的精神就可以发现，这不过是在履行罚当其罪的司法原则。任何法律都有量刑标准，这种标准也必然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调整。1997年修订的刑法量刑标准，至今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没调过了，迫切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法律上的零容忍不等于零起点，零起点虽然严格，但会加大司法成本，在经济生活日趋复杂的当下，未必是最好的应对办法。当我们把视线从起刑点上移开时可以发现，事实上，最新的司法解释不是松了而是更严格了，比如在量刑上除了数额以外，增加了情节的标准，这份严厉体现在新增了终身监禁的法律条款。以前大家担心一些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贪官可能借死缓这一通道，实现减刑的目的，但终身监禁的条款堵住了这一可能的司法漏洞。司法解释可操作的标准不是模糊了，而是更清晰了。比如司法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概念扩张到“财产性利益”，将利用“身边人”腐败也纳入受贿故意。
这是一份严肃认真的司法解释，着眼于解决突破困扰反腐的难点空白，而不是好高骛远式的迎合社会喜好。这也不意味着对腐败容忍度的提高，国法鞭长莫及，还有党纪政纪，不能追究刑责还可以追究违反党纪政纪的责任，可以免职、可以降职，甚至可以开除，惩治腐败的手段并不缺乏，严格执行一样能起到威慑的效果。而党纪政纪对官员的职业操守要求理应比国法更严格，如果贪官们以为拿点群众的好处，贪点小便宜可以不受惩罚，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对党纪政纪的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留下的空当需要党纪政纪及时补位。司法有起刑点，但是对贪腐只有零容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都是不允许的，而我们的党纪政纪就要体现这种严格，不能眼里只有大案要案，监督工作还要深入到官员、公职人员甚至其亲属的工作生活当中。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能不能体现出“零容忍”的威严来，这才是要害所在。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