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禽兽父亲监护权”还需公共监护补位

　　14岁的智障女卢小花（化名），终于摆脱禽兽父亲的魔爪。4月8日，泸州市纳溪区法院江宁法庭当庭判决：撤销被申请人卢某对女儿卢小花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民政局担任卢小花的监护人。（4月12日《四川法制报》）

　　过去，不管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成员怎样的侵害，也不管未成年人的生存条件怎么恶劣，要想撤销法定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存在诸多困难，而且缺乏可以借鉴的先例。如此语境下，泸州市纳溪区法院撤销一个禽兽父亲的监护权，堪称是《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实施后，四川第一例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其导向意义不容小视。

　　在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与亲权是合为一体的，监护是亲权的自然延伸。家庭应该是未成年人的港湾，是孩子们安顿身心的“温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折射出了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特别是监护监督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事实表明，父母法律责任越小，孩子生存风险越大。如果不能强行按下个别父母藐视法律的头颅，那么对未成年人不当教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可能会层出不穷。因此，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不可否认，孩子虽然是家庭的，但更是国家的。当家庭监护这个功能失灵的时候，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应挺身而出，建立起社区、行政、司法等三位一体的监护体系，彰显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因此，针对智障女童被禽兽父亲强奸怀孕事件，首先撤销禽兽父亲的监护人资格，实现监护权的转移，对其进行合理安置，是必须的；同时，应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建立起对智障女童安置、监护、教育的长效机制。

　　换言之，撤销禽兽父亲监护权，还需公共监护体系补位。事实上，完善社会干预机制，化解公众隐忧和焦虑，已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需要加大投入，完善公共监护体系，重点救助那些单亲家庭及失去父母关爱的孩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和接受教育权。特别是，要将打工子弟与城市未成年人同等对待，让他们分享城市公共福利和发展成果，从公共救助和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中真正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