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上缴红包”就能既往不咎？

　　3月30日，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南粤清风”通报称，2015年，全省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558人，有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9058.3万元。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收送“红包”问题724件，处分743人。（3月31日《新快报》）

　　提倡“主动上缴红包”是正确的，也是反腐的一种形式。不过“主动上缴红包”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了新版“割发代首”，只要把红包主动上缴了，就万事大吉了，就既往不咎了，就可以安全着陆了，就能继续放心的继续工作了。这其实也是尴尬的现象。

　　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激励的制度，鼓励伸出了手的人，能缩回自己的手，能够积极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确实是反腐的需要，在腐败问题不可能完全发现的语境之下，需要这样的“主动上缴红包”。但是，“主动上缴红包”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没有问题的了。因为，犯罪已经成为了事实。“主动上缴红包”并不能消除他们受贿的基本事实。

　　这似乎是很纠结的事情了。不鼓励“主动上缴红包”，一些腐败行为可能就要隐藏下去了。鼓励“主动上缴红包”之后如果还按照受贿的标准处理，就会打消一些人“主动上缴红包”的积极性。其实，这一点都不矛盾。只是说，对于“主动上缴红包”的纠错行为，我们的制度该给与怎样的表达和宽容？

　　这牵涉的其实是一个度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对“主动上缴红包”的行为，多是十分宽容的，只要“主动上缴红包”，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大不了只是教育教育。这就等同于是漠视犯罪，宽容犯罪。坦白从宽是我们的坚持的标准，这个标准也是对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坦白从宽需要有基本的底线，不能是上缴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就一点事情也没有了。还是应该给与必要处罚的。

　　当然也有人说，如此这般谁还愿意“主动上缴红包”？其实这就需要我们在实施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之后，如何坚持抗拒从严的打击。对于不“主动上缴红包”的，我们应该提高打击标准。只要是纪检部门发现的，不是主动承认的，就一棍子打死。还值得关注的是如何界定“主动”和“被动”，不能再如此的没有具体标准了。想想一些人上缴的红包是不是最完整的？如果有人收了10万上缴了1万呢？或许所谓的“主动”只是迫于无奈的“被动”。更或许“主动上缴的红包”只是九牛一毛，只是章鱼为了保命丢给纪检部门的一挂肠子。

　　一个法治时代，一个反腐时代，不能指望“主动上缴”，更不能对于“主动上缴”的宽容没有底线，别把“上缴红包”演变成“割发代首”。可以从轻处罚不能既往不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