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有媒体报道称广东珠海市香洲区民政局透露，该区流浪乞丐约有50人，绝大部分都是职业乞丐，部分行乞数十年。他们每日收入少则二三百元人民币，多则一两千元，“年薪”可高达30万元，甚至曾有民众目睹开宝马到渔女景点去“乞讨”的职业乞丐。（1月7日 中新网）
不论是每月往老家汇款万元左右的“乞丐露富”，还是“组团打飞的行乞”，抑或“开宝马去乞讨”，一些职业乞丐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来对他人的恻隐之心进行过度开发和利用，对民间慈善进行涸泽而渔的利益套现。职业乞丐“钱袋满当当，脑袋空荡荡”的背后，社会信任进一步被切割，蚕食了民间慈善的资源存量。
在传统社会，职业乞丐为什么少见？在内部的道德耻感的约束和外部的舆论压力下，乞丐面临着社会评价上的精神矮化，不是为生活所迫的弱者，是不会装扮成乞丐的。在社会流动迅速的现代社会，游走在道德和法律夹缝地带的职业乞丐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财富、权力和声望是社会分层的三个指标。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声望成为社会评价的重要标尺；而在陌生人社会，财富成为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声望反倒“退居二线”了。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让一些人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催生出“开宝马去乞讨”的剑走偏锋。
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骗取稀缺的慈善资源，不仅切割原本稀薄的社会信任，还让有限的爱心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更让人担忧的是，行乞职业化所带来的“不劳而获”的社会心态，会形成一种不良示范——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得到丰厚的回报，那些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却得不到应有的体面和尊严，并可能遭遇舆论上的嘲讽与奚落；比较差异下的心理反差引发的挫败感和失落感，进一步扭曲了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如果我们不能在失范和非失范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带，对社会底线的突破就难以避免。 “开宝马去乞讨” 打着乞丐的旗号，却过着丰盈的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一种角色身份和消费能力的断裂。职业乞丐最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帮扶和经济上的援助，而是精神上的“补钙”和“强筋壮骨”，提高他们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意愿和能力。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当尊严的价值得不到体现或者当尊严得不到维护，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就会慢慢开始；因为没有了尊严，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只有让职业乞丐难以遁形，让“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才会消除“不劳而获”的机会主义的土壤。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