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今天举行。这次大会有望就控制气候变暖的人类计划达成新的协议，取代2020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签署于1997年，那份协议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减排计划，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排放份额很小等因素，它没有对后者进行量化约束。在那之后地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日益严重，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逐渐扩大，围绕谁应承担控制全球碳排放的责任，甚至发达国家的欧盟和美日之间也都产生了激烈争论。
中国在2010年之前就已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表现得极为突出。一方面中国碳排放总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人均碳排放远低于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只是后者的几分之一，中国继续发展短期内仍需新的碳排放空间。
北京2014年正式宣布到2030达到碳排放峰值，并以尽早达到排放峰值为目标，中国是第一个给自己下碳排放硬指标的大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做法受到法德等发达国家政府的赞扬，并与美国的减排指标形成挂钩关系。
需要指出，中国非常有决心在2030年以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然后进入碳排放下降轨道。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对全人类要尽的义务，而且这已成为中国国内社会发展议程的紧迫需求。
近年中国很多地区不断出现的严重雾霾为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敲了警钟，中国人切实认识到保护生态、维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减少雾霾与减少碳排放是大气物理学的同一范畴，中国的自我发展治理目标与欧洲最早倡导的抑制地球变暖目标形成高度契合。
可以说，中国社会如今对减少碳排放比外界批评我们“排放高”的人还要着急。因为地球变暖毕竟是个缓慢过程，它的危害可能要由几代人逐渐感受到。而大气雾霾则不同，它在很多中国大城市居民早上一醒来时就笼罩了他们，破坏他们的心情，带给他们自己健康有可能受到危害的种种担心。雾霾是中国人最恨的污染现象之一，他们巴不得今天就清除发生雾霾的根源，找回蓝天。而正如上文所说，雾霾的成因与高碳排放有着很大重合。
然而消除雾霾、也就是把碳排放迅速降下来并非那么容易，中国这些年经历了既要发展又要生态保护的艰难平衡。中国人口太多，一旦大家都开车，都用暖气和空调，都住的房子好一些，都增加旅行次数，碳排放就会节节攀升。人生而平等，当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之后，意识到阻止碳排放继续上升的重要性，而要求其他人为控制碳排放总量而牺牲自己发展的时候，就陷入了一个尖锐的道德困境：我们有权利对那些人说，“为了保护地球你们应当继续过过去的苦日子”吗？
中国把2030年设为碳排放的峰值时间，就是综合平衡中国发展权利与全世界共同保护地球生态需求的结果。中国的承诺使得全球限制碳排放获得一项关键支持，也使得这一原本泛泛目标面临了形成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历史性机会。
当今世界各国的关系仍有些像“一盘散沙”，它们能否就全人类的生态等共同难题达成有强约束力的协议并将它执行下去，是让不少人怀疑的。然而我们希望巴黎气候峰会真能达成这样的里程碑协议，各国也能认真将其付诸实施。那样的话人类有可能进入由理性主导的新纪元。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