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中探寻治天下之道

　　中国的反传统者常认为，中国传统一无是处，因此要全盘西化。现在传统有所复兴，一些人就开始担心，儒家是还乡团、又要搞独尊。对传统有拒斥的自由派的最温和说法，是说儒学作为一小撮人的伦理道德甚至宗教信仰，也还是不坏的。但是，在多元性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它只能是一小撮人的信仰。更重要的是，除了这样的伦理功能，儒学不要进入政治。这种将儒学伦理化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同情，但其实是百多年来阉割儒学的重要方式。

　　儒学不是只给中国人用的。把儒学局限为中国人的特殊文化，是百多年来矮化儒学的另一重要方式。真正的儒学，是应该有拯救世界的担当的。当然，说“拯救”，不意味着只有儒学才能拯救世界，也不意味着儒学能够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对自由与权利的维护、对政府的限制，现代宪治与法治系统应该是相对好的方式。诚然，说传统中国有宪治，所以我们能够接受宪治，这不符合历史；但是，对那些将传统中国描述成一味专制、没有制度性制衡的说法，传统中国或者儒家宪治说，可以说是在矫枉过正。

　　我们为什么需要儒家？在内政上，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问题重重，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外交上，希腊等国的脱欧运动、欧洲的难民困境乃至法国最近的恐怖事件，都为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主义模式（欧盟为此种模式的代表）投上了阴影。于是，就有人开始崇拜“中国模式”。但是，我们躲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彻底现代化的金融系统，这就好比只用算盘的人躲过了世纪交替时的Y2K危机（计算机“千年虫”危机）而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一样。但当我们真的开始金融转型之时，却遭遇前一阵的股市狂跌。于是乎就有人跳出来，号召我们拒绝现代，回到算盘时代。其实，理想政治制度的探寻，并没有终结。我们要在看清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市场化、全球化、科技发展，等等）不可阻挡的前提下，看看是否能驯服现代性，而不是拒绝现代性。

　　关于儒家如何提出建设性的内政与外交模式，笔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体系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不是其自由与宪治，而是一人一票的民主。但是，一人一票的制度，意味着只有本国投票人才能对政治有决定权。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一代的政治决定对其他国家的人、将来世代的人都会有影响（比如财政、环境政策），而没有投票权却受到这些政策影响的人，就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投票人的良心与智慧。在选民中间，有多数对少数的压制。这在后民主化国家里面，在没有法治与人权的保障下，多表现为种族冲突甚至是种族清洗。并且，即使有话语权的投票人，由于当代政治的过度复杂，以及全民劳动使得选民没有闲暇的事实，连基于狭隘利益的理性决定都变得不再可能（更不用提面对他们良心的期盼）。很不幸的是，“一人一票”这一自由民主体系最有问题的部分，成了“销量”最好的部分。

　　儒家提供了一个理论修正。一方面，儒家讲“民本”，讲“主权在民”，讲“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意味着，一个政府的政策是否让人民幸福，要在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由人民自己表达出来。但同时，儒家又认为人民对政治的判断能力、道德能力有限，因此要强调“大人”或者精英的作用。这种民意与精英的混合，可能修正前面提到的“一人一票”造成的民粹政治。

　　在国际政治上，儒家对主权有有限地接受，但是它必须受“仁责”的限制。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来自其政府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即仁政之责。儒家的国际关系原则，不是人权高于主权，是仁责高于主权。当一个国家不尽仁责，其主权就要受到限制。当这种失职到了某种极限，这个国家就彻底失去了其主权；而救其人民于水火，成了有仁责国家的义务。

　　《春秋公羊传》提出过，“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说，“诸夏”，即符合基本文明标准的所有国家应该结盟，去抵御蛮夷。对抵御、征伐夷狄的决定，由诸夏作出，而夷狄在此没有平等的投票权。儒家的这种天下体系，不是现代的联合国体系。但同时，它又不是走向取消国家之路的世界主义体系，因为它接受在文明国家之间，本国存在的合法性和本国利益优先。因此，儒家的天下体系，是走出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两极的中庸之道。回归传统，提出一套维新的传统话语，也许才能解决不再挨打、不再挨饿的当代中国不断挨骂的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