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中探寻治天下之道

2015年11月25日 07:13   来源:中国青年报   白彤东

  中国的反传统者常认为,中国传统一无是处,因此要全盘西化。现在传统有所复兴,一些人就开始担心,儒家是还乡团、又要搞独尊。对传统有拒斥的自由派的最温和说法,是说儒学作为一小撮人的伦理道德甚至宗教信仰,也还是不坏的。但是,在多元性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它只能是一小撮人的信仰。更重要的是,除了这样的伦理功能,儒学不要进入政治。这种将儒学伦理化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同情,但其实是百多年来阉割儒学的重要方式。

  儒学不是只给中国人用的。把儒学局限为中国人的特殊文化,是百多年来矮化儒学的另一重要方式。真正的儒学,是应该有拯救世界的担当的。当然,说“拯救”,不意味着只有儒学才能拯救世界,也不意味着儒学能够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对自由与权利的维护、对政府的限制,现代宪治与法治系统应该是相对好的方式。诚然,说传统中国有宪治,所以我们能够接受宪治,这不符合历史;但是,对那些将传统中国描述成一味专制、没有制度性制衡的说法,传统中国或者儒家宪治说,可以说是在矫枉过正。

  我们为什么需要儒家?在内政上,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问题重重,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外交上,希腊等国的脱欧运动、欧洲的难民困境乃至法国最近的恐怖事件,都为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主义模式(欧盟为此种模式的代表)投上了阴影。于是,就有人开始崇拜“中国模式”。但是,我们躲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彻底现代化的金融系统,这就好比只用算盘的人躲过了世纪交替时的Y2K危机(计算机“千年虫”危机)而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一样。但当我们真的开始金融转型之时,却遭遇前一阵的股市狂跌。于是乎就有人跳出来,号召我们拒绝现代,回到算盘时代。其实,理想政治制度的探寻,并没有终结。我们要在看清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市场化、全球化、科技发展,等等)不可阻挡的前提下,看看是否能驯服现代性,而不是拒绝现代性。

  关于儒家如何提出建设性的内政与外交模式,笔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体系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不是其自由与宪治,而是一人一票的民主。但是,一人一票的制度,意味着只有本国投票人才能对政治有决定权。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一代的政治决定对其他国家的人、将来世代的人都会有影响(比如财政、环境政策),而没有投票权却受到这些政策影响的人,就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投票人的良心与智慧。在选民中间,有多数对少数的压制。这在后民主化国家里面,在没有法治与人权的保障下,多表现为种族冲突甚至是种族清洗。并且,即使有话语权的投票人,由于当代政治的过度复杂,以及全民劳动使得选民没有闲暇的事实,连基于狭隘利益的理性决定都变得不再可能(更不用提面对他们良心的期盼)。很不幸的是,“一人一票”这一自由民主体系最有问题的部分,成了“销量”最好的部分。

  儒家提供了一个理论修正。一方面,儒家讲“民本”,讲“主权在民”,讲“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意味着,一个政府的政策是否让人民幸福,要在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由人民自己表达出来。但同时,儒家又认为人民对政治的判断能力、道德能力有限,因此要强调“大人”或者精英的作用。这种民意与精英的混合,可能修正前面提到的“一人一票”造成的民粹政治。

  在国际政治上,儒家对主权有有限地接受,但是它必须受“仁责”的限制。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来自其政府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即仁政之责。儒家的国际关系原则,不是人权高于主权,是仁责高于主权。当一个国家不尽仁责,其主权就要受到限制。当这种失职到了某种极限,这个国家就彻底失去了其主权;而救其人民于水火,成了有仁责国家的义务。

  《春秋公羊传》提出过,“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说,“诸夏”,即符合基本文明标准的所有国家应该结盟,去抵御蛮夷。对抵御、征伐夷狄的决定,由诸夏作出,而夷狄在此没有平等的投票权。儒家的这种天下体系,不是现代的联合国体系。但同时,它又不是走向取消国家之路的世界主义体系,因为它接受在文明国家之间,本国存在的合法性和本国利益优先。因此,儒家的天下体系,是走出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两极的中庸之道。回归传统,提出一套维新的传统话语,也许才能解决不再挨打、不再挨饿的当代中国不断挨骂的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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