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故里山东曲阜“村村讲儒学”是揠苗助长

　　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市日前推出“百姓儒学”工程，每个村庄都将配备一名儒学讲师，目前正通过公开招募、乡镇遴选等多种方式选拔儒学讲师，并先期在部分村庄开展了授课；所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还规定，将实现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以让儒学真正走进乡村，力争再现“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盛景。（10月8日《齐鲁晚报》）

　　这样的举措，令人忧从中来。殷鉴稍远：1958年，大跃进之风刮进文艺界，掀起全国性“新民歌运动”，要求“村村有诗人”——要有自己的李白、杜甫，乃至鲁迅、郭沫若、聂耳、郭兰英，结果如何？早成笑料。殷鉴不远：三数年前，重庆市作协受命五项任务——组织编写“百个重庆故事”、“邀约名家著百首诗词”等，而今也早成幻影。要求“村村讲儒学”的“百姓儒学”工程，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其实，所谓“文化工程”，本身就是个悖论暗含其中的词汇。文化的继承、发展，就如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有其自身规律可循，讲究自主、自发、自然而然，须经由时间的长期积淀；而不是像修高架、盖大楼一样，能够指望限时限刻，立竿见影。

　　“村村讲儒学”的“百姓儒学”工程，除了违背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还有着厚此薄彼之嫌。在传统文化范畴，儒学也就是儒、释、道三家学说之一，更是墨家、名家、法家等等诸子百家学说之一种。所谓“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就说：“六经皆史也”，清代朴学家们早就以学术平等的角度，把儒家经典与史部、子部、集部之书，作一视同仁的看待，把儒家学说与其他各家学说，作地位同等的研究，而无分高下。曲阜市所谓“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近群众”，何以就“独尊儒术”——单单推出“百姓儒学”工程，而不是也推出“百姓道学”“百姓墨学”等等工程的呢？

　　当然，对于传统文化，是该加以研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有所扬弃的继承、发展。西哲卢梭也说：“法治，是必须植根于民情的”（《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同样认为：“法治和环境、民情，是必须相互配合的。”（《论美国的民主》）；而影响“民情”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文化传统。“文化基因”，是潜移默化深入每一个国民的骨髓、血脉的。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和推广，政府部门却只宜止于提倡而已，而不是越殂代庖，强力干预。揠苗助长，不尊重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话，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之于有利儒学的长足发展而言，真正需要的，则是创设一个学术自由的开放、宽容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种学说，相互竞争，优胜劣汰。

　　“村村讲儒学”的“百姓儒学”工程，令人指摘之处还在于：经费来源问题。须知，“一村一名儒学讲师”、“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凡此种种，都是需要花钱的。要是拿公帑为可以预见结局的“政绩工程”铺垫打底，公众眼睁睁看着血汗被靡费，当然无从满意，难以释怀。

　　儒家学说自2500多年前孔孟创立，历汉时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标举经学……经宋明时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的融合释家，形成理学，及陆（陆九渊）王（王阳明）的提倡心学，再到清时顾炎武、戴东原等朴学家对于心学凌空虚蹈的反拨，流变迄未断绝。便是“五四”之际，吴虞等先贤以激进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新儒家的承前启后，也是自居一格，从第一代的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到第二代的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再到第三代的杜维明、余英时等人，发展未曾停歇。但新儒家的发展，却并非任何“文化工程”所推动的结果。否则，孔子故里曲阜市，岂不是乐开怀——可以人为打造扎堆的“冯友兰”、“徐复观”、“杜维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