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美之间战略分歧在加大，但战争不可为、冲突须有限度、中美合作面在扩大、合作积累效应巨大也是中美间的共识。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并没有因为两国之间出现分歧而改变。这是一个总体判断。
两国间的所谓战略互疑在上升，但还没有导致两国出现战略误判的程度。不过，随着一些局部热点的可能升级，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也可能增加。战略风险上升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另一个特点。
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发展现状来分析，首先应该看到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如何解化结构性的冲突是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难题，且非短期内能够解决。
其次，中美关系更具有战略全局意义。近些年，中美关系出现的一大变化是，中美均将中美关系置于全球大战略的思考范围之中，而中美双边关系的变化对于全球经济与稳定的意义也在加大。
因此，为了化解中美之间战略分歧可能带来的误判和战略风险。笔者有以下建议：
建议一、坚持中美的战略性共识，强化两国的相互尊重。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因为中美在应对共同威胁方面形成了共识，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得到发展，也是因为中美应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国际威胁方面达成了共识。而现在这些共识随着形势的改变正在趋于弱化，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中美战略互疑的上升。显然，战略共识是稳定和维护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战略分歧的出现和增多也部分是因为战略共识的凝聚力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那么，如何寻找和凝聚中美新的战略共识呢？
首先，应就中美共同利益和如何扩大中美共同利益达到新的共识。中美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已经具有共识，比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反对核扩散、太空合作、极地治理、防止地区危机失控等传统安全问题上中美大体上具有相似的认识，在实践层面也有具体的合作，但在未来的国际秩序建设、经济全球化的主张和发展趋势、全球治理的责任和手段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与差异。事实上，在国际秩序建设等问题上中美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因而理应不断沟通和达成新的共识。诚然，冲突战略观与合作战略观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分野。在未来中美战略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两国能否就长远的合作战略观达成新的共识，能否以合作战略观化解冲突战略观。
其次，应理性、客观、全面地分析两国政策及政策变化，不因细节问题而否定已有的战略共识。
美国一些人士无端指责中国在南海等问题采取强硬政策，但也有一些人士认为应该理性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政策，并且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是克制的。美国前政要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就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仍是克制的，“即使我们在应对这一重大事件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去分辩中国采取这些行动的意图是什么，同时也要弄清哪些并非它的意图”。“中国军方并未试图将其它南海诸岛主权声明国从其占据的南沙群岛驱逐出去，事实上，它们占据的岛礁数量要远多于中方（比例为4比1）。一些媒体称60%经由南海的国际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将受到中国威胁这种论断是的荒谬的”。
同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反制措施并不是常态性行为，而是针对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这一地区特定国家率先制造出来的特定事件的，中国的南海政策具有阶段性，会随着这一地区创造性合作治理方式的出现而调整。对于南海问题，中美双方是可以通过各类沟通机制的坦率交流达成新的共识的。
夸大消极面、抑制积极面一直是一些冷战思维人士喜欢的作法。这很容易导致政策走偏。夸大或歪曲对方意图，并据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在历史上有之，也很容易导致战略误判和战略性决策失误。
由此，中美之间应冷静应对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不应一出现矛盾就夸大拔高两国间的战略分歧，上纲上线从而轻易否定两国间几十年间积累的合作成果――这并不是发展了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的成熟作法。合作主流的意识不应轻易改变。不应再次退回能否合作的争论而是进一步探索如何合作，不能合作出现困难而放弃对于两国关系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大局。
第三、强调新形势下的相互尊重。
在双方彼此尊重的问题上，中美都应以平和心态、虚心交流与学习对方的先进之处。在双边关系中，突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等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其实从程序上看，应该先实现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才能够不冲突不对抗。要通过中美首脑会晤和一系列战略对话确保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这一原则得以有效实施，有必要为此专门确定规则。所谓平等关系相互尊重体现在：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不挑战或不触碰对方核心利益底线。美国应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保持中立，美国不应利用中美不对称相互依存向中国施加不恰当的压力，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对于一些中国新倡议，美国不应盲目猜度和怀疑，动辄加以无端批评或指责。中国仍将尊重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引导力，但也希望美国尊重和接受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并且携手推动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构建。在平等性上，美国可以保持全球大国战略主张，但美国必须放弃其帝国战略主张。同时，中美还应扩大战略共识，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机制。
建议二、强化战略性有效沟通和针对性交流。
中美之间交流渠道丰富而畅通。中美首脑会晤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于总体稳定两国关系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从以往不同层面的对话交流情况来看，还存在各自表达很充分，而彼此理解对方不够的情况。因此交流的方式、时机和内容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比如就内容而言，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就建议，中美领导人应更加明确无误地讨论彼此间未来关系的性质以及各自在亚洲的角色。美国两位前财长在谈到中美加强对话的时候表示，通过倾听对方的批评，中美将一起改善自身的经济，消除造成摩擦的因素，并培养互信。
中美在交往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律己与责他的关系。出现问题不能一味指责对方，把原因完全归于对方，而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到互动所造成的效果。同时要注意言行一致和遵约守信。
建议三、以战略稳定促战略信任。
战略稳定与战略信任是一组互动关系。通过战略信任来促进战略稳定是一种方式，反过来，从宏观和总体上保证战略稳定也可以推动战略信任。换句话说，即使还没有足够的战略互信，也要保障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而不可能等到所有分歧消除之后，才来谋求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原则。同时，战略性稳定能够抑制或缩小分歧。两国战略关系处于稳定期，分歧会被抑制。冷战时期，当中美就苏联威胁达成共识和默契后，中美之间的原有分歧被暂时搁置一边。冷战后，当中美就反恐达成重要共识后，中美关系保持了长达十余年的战略稳定。当然，必须防止通过制造分歧来破坏战略稳定。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迫切的议题是：在完善的战略信任还不能够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总体上的战略稳定。加强危机管控和总体稳定的制度设计是当务之急。
建议四、强化新型战略思维化解两国战略分歧。
中国战略思维中的非战思维和非零和博弈思维有助于避免中美间的恶性竞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中国的对外战略并非以与美国较量为主轴。针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虽然一方面强调反遏制和管控危机。但在这二者之外，中国对外战略仍然力图走出一条规避大国冲突风险之路。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而言，中国的战略仍在谋求两大战略法则的结合：其一对于外来军事威胁，力求以武止戈，在军事上实现不战屈兵。这是中国兵圣孙武的思想。其二在政治上则力求化竞为合、化敌为友。林肯说改变一个对手或消灭一个对手最好办法是把它变成你的朋友。这两大法则应构成中美之间未来关系发展的最高境界：非战和化竞为合。这也是从根本上化解中美战略分歧的指针。
建议五、深入分析中美竞合关系的特性和实质。
必须把握好中美关系中反复出现的半竞半合、竞合分离、竞多合少等问题。如何把握好这种利弊参半、可能性多样、不确定性增加的中美关系、探讨竞与合关系的相互影响，如何减少竞争消极面，扩大合作积极面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中美之间存在竞争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否认中美关系具有竞争性质也是一种片面看待中美关系的作法。中美都应该敢于承认对方的竞争者身份和中美竞争关系的性质。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意义不是打倒或击败对方，而是强化自己。是以对方为目标，但重在强化自身。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是一个中国不断学习和赶超的的国家，比如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科技创新等领域均是如此。中美竞争是以合理的方式更快更好地超越对方，而不是削弱或损害对方，这才是中美作为竞争伙伴所需要谋求的方向，这才是中美竞争关系的最高境界。
这里要强化两点：首先是提升塑造力。运用好辩证思维。中美是竞合关系。单纯强调任何一面都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复杂现实。要引导好双方的竞争，把恶性竞争变成良性竞争。其次还是需要通过合作来化解恶性竞争。减少对抗性。强化合作的影响力和主导力。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倡议都是开放的，非排他的，是注重互补而不是拆台的。中美既是竞争伙伴，更是创新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共识：中国与美国将来都不可能选择战争方式来获取某一方的胜利，而只能采取在竞争中保持理性，把恶性竞争变为良性竞争，发挥合作性影响力的作用。
总之，中美关系正进入新的阶段，合作面与摩擦面都在并行扩大，而且合作本身也带来新的分歧与矛盾。随着两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变化，中美之间彼此的认知以及政策都会出现相应的改变，两国都面临着调整与适应新变化的进程，也面临着相互塑造的新进程。中美必须从战略层面把握和调整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风险忧患，积极采取措施有力落实新型大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内涵，成功渡过中美关系特殊的转型期，凝聚新的战略共识，化解战略风险，保障战略稳定。（原题：?如何化解中美战略分歧）
（王帆，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