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求败”的杭州，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地获得第19届亚运会主办权，值得祝贺。这将是我国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城市，此前北京、广州已分别举办过。加上2019年男子篮球世界杯、2022年北京冬奥会，未来10年是我国举办国际大型赛事的黄金时期。
对杭州市来说，如何立足长远规划好体育场馆、基础设施及监督机制等，确实应尽快列入日程。而立足全国，放眼世界，笔者认为申办国际大型运动会的“临界点”已出现，有必要让有关各方少点冲动，多想“静静”。
首先，我国国情不容许我们不断申办国际大型运动会。自从北京举办1990年亚运会以来，除了男子足球世界杯以外，我国已成功举办或即将举办几乎所有的重大国际赛事。这些重大赛事的举办，对我国体育事业、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际形象有巨大推动作用，影响深远。但举办大型国际赛事投入巨大、举债过多、挤占民生投入的实际也不容忽视，甚至赛事刚结束、官员进牢房的情况也不鲜见。公众对举债过多办国际赛事的怨言其实已有逐渐增多趋势，广州举办亚运会留下的2100亿元债务就曾引发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等有识之士的公开质疑。引人关注的是，这边厢亚运会主办权刚到手，那边厢“杭州亚运花费超广州亚运”的新闻已出街（9月16日人民网）。这不可能不影响社会公众的观感。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扶贫助困任务十分艰巨，总体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改变。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官员追求政绩、发达城市间攀比、政府花钱约束少等因素影响，有申办国际大型赛事愿望的城市应该不在少数，这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具体原因“你懂的”。这几年，已有专家学者在反思：我们是否应该不限制地申办国际大型运动会。此番杭州申办亚运会成功后，可谓“功德圆满”，从民意和国情的角度看，抑制发达大城市申办国际大型运动会冲动的“临界点”已出现，除非男子足球世界杯，否则，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已无大力推动申办工作的迫切需要。
其次，国际性运动会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各国政府对申办兴趣也明显减弱。国际性运动会“光环”日益暗淡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举办开支越来越高，攀比心理蔓延全球，各国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困难，主流民意反弹越来越明显，在此情况下，“敬而远之”是许多国家的现实策略。从广州、杭州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获得亚运会主办权，到越南“不顾面子”放弃到手的第18届亚运会主办权；从北京冬奥会只有两个申办城市，到巴西里约2016年奥运会筹备工作曾引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无不说明国际大型运动会在不断“贬值”，公众审美日渐“疲劳”，有申办意愿的国家越来越谨慎，这个时候，如果我国某个城市提出申办某个大型国际性运动会，分分钟可能成为“独孤求败”的“接盘侠”，接下的可能不是一个“香饽饽”，而是一个“烫手山芋”。
由于有奥运圣火回家的美好主题，希腊雅典获得了2004年奥运会主办权。但是，举办过程投入巨大，造成政府财政赤字长期高居不下。随后希腊陷入危机泥淖，至今难以自拔，与举办雅典奥运会不无关系，我们应当引以为鉴。笔者认为，我国体育事业最高决策机构，应该重新评估，立足长远，制定一个申办国际大型运动会赛事的远期规划，统筹兼顾，照顾民意，适时有度地制定申办远景目标，理性抑制一些发达大城市可能过于冲动的申办意愿。这是基本国情所限，也是回应民意的现实需要。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