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力透明时，官员辞职只是“个人私事”

　　9月6日，现年50岁的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正式辞去了市长职务。济宁市政府知情人士称，梅永红将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而华大基因宣传处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对于梅永红的去向，他们目前正在核实当中。（见9月7日《南方都市报 》）

　　从职业流动角度看，官员辞职本应是寻常事。现实中，官员辞职也有先例。今年6月初，菏泽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毓华辞去公职，前往太平洋财险，担任其深圳分公司的党委书记。仅广州一地，自2013年以来就有至少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除此之外，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等明星官员，也都先后辞去公职，选择下海。

　　官员辞职之所以受到公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在公众心目中，公务员本就是不错的铁饭碗，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待遇、地位更是会令人羡慕，轻易放弃，总有点不解；另一方面则是公众出于对辞职官员或将利用手中权力为任职单位以及个人谋取私利的担忧。

　　官员选择辞职，有个体原因，也有共同原因。比如，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最后最多到副厅，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而除了仕途之外，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今年两会期间，梅永红在接受专访时曾表示公务员工资低，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但月收入只有7000元，而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官员辞职，本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是个人选择，况且要比因升官无望就贪腐，甚至堕落吸毒的官员好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辞职的官员是在选择走自己的路，闯荡外面的世界。

　　对官员辞职的关注是好事，同时，更该加强对权力本身的监督，防止在这一辞旧迎新过程中发生不当的权力和利益勾连。而平日里促进官员各项信息的公开透明，才能让公众对官员辞职多一份平常心，官员辞职也才有可能成为纯粹的“个人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