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时期的爱因斯坦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它可以用科学技术来衡量；二是人类自身的理性良知和道德建设，它可以用人类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来衡量。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已出现了从征服自然到顺应自然的变化，而在理性良知和道德建设方面，对人性弱点的认识并没有超过古典哲学家。二十世纪纳粹极权主义的兴起及其对犹太人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正是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反思，人类日臻理性良知和道德建设的飞跃。

　　爱因斯坦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许多国度千年人物（1001—2000）评选中都名列榜首。但因为这位俊杰是犹太人，故受到德国极权主义的迫害，纳粹时期的爱因斯坦是人们反思这一事件理应直面、值得咀嚼的一个话题。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开创了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宇宙的方式。随着反犹主义在德国越来越泛滥，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攻击此起彼伏，反相对论与反犹主义挂上了钩。当时，德国甚至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一百位教授证明爱因斯坦错了》的批判相对论的书。虽说这些陈词滥调来势汹汹，但爱因斯坦则以一言笑谈之：“只需一名教授证明就够了”。1933年5月11日，身为希特勒科学顾问的菲利普*莱纳德在《人民观察员》报上撰文，称：“犹太集团危及自然科学研究的最重要例子就是爱因斯坦先生拙劣地生拉硬拽数学而提出的理论，其基础完全是科学童话，再加上些随心所欲的补充。就像所有那些脱离自然的理论一样，这个理论正在一块接一块地崩塌。相对论所以能在德国扎根，完全要归功于那些光顾着完成自己任务的科学家们助纣为虐。他们没看见或不愿看见，把这个犹太人看做优良的德国人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德国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后，“科学种族主义”甚嚣尘上，不仅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受到攻讦，连他的讲课资格也频遭排挤。据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一书披露：“德国自然哲学委员会公开宣称相对论是‘犹太理论’。柏林大学曾终止爱因斯坦在柏林大学上课，其中一个学生说：‘我要割断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喉咙！’”1933年纳粹上台后，帝国的教育部长伯恩哈特*鲁斯特宣布：“德国所有大学的所有犹太教授必须解职”。爱因斯坦当在其列。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向希特勒抗议解雇像爱因斯坦这样的杰出的犹太籍科学家，希特勒回答道：“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清除！”

　　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益猖獗之时，爱因斯坦发表了思想杰作《我的世界观》，堪称讨伐希特勒的檄文。它彰显出这位人文思想家所终生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对权威与专制的政治理想：“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可能有的任何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科学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而爱因斯坦正是这样一位“正受到迫害”的“对国际科学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

　　1936年，爱因斯坦以一种极为厌恶的情绪离开了德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在美国讲学时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其中有句名言：“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他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这些言语既是对纳粹主义的挑战，更是对人类愿景的憧憬，体现了具有伟大科学家和杰出思想家双重殊荣的爱因斯坦的良知和睿智。

　　“二战”结束后，纳粹主义寿终正寝，痛定思痛的德国人颇为怀念爱因斯坦，以他为自豪，以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并获得重大研究成果而骄傲，现如今，柏林有多家“爱因斯坦咖啡馆”就是一个例证。而德国政府纪念爱因斯坦的方式是，将他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值得寻思的是，德国人为何没有将爱因斯坦的著名的质能关系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刻在政府大楼上？因为前者对纳粹主义更有冲击力和战斗力，更能昭示经过反思后的德国人洗心革面、正本清源，重返民主、自由的民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