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这位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此举是何用意?这位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其目的在于,用自己的权威与身份作为代价,让学生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5月13日《长江日报》)
偶然为之的矮化教育,之所以能产生极强的心理冲击力,就在于其颠覆了身份与思维定式。一者基于“师者为父”的传统伦理;二者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和地位而言。即便没有这些因素,教育者放弃尊严地就地一趴,也因为反常态而倍感新鲜。然类似的行为多了,其边际效应也在不断地递减。
胯下求辱是为了“震撼和唤醒孩子们”。这样的理由显然很难成立。独立人格的培养在于长期的习惯养成,也在于教育模式的根本转变。在应试教育的控制式教育背景下,学习的模式与方法已被固化,孩子们失去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也无以挑战权威并跳出成长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以胯下求辱去实现思想和观念的颠覆,无异于本末倒置。更何况,敢于挑战权威和藐视权贵,还在于“人人平等”的权利底线能够获得保障,人们不再迷信身份与权势,这显然不是“胯下之辱”所能承载的重负。
自我矮化式的教育,对教育和被教育者都是一种变相的“惩罚”。都说“师者为尊”,尊者牺牲自己的尊严与人格,来达到唤醒与教育的目的,这对于学生来说,何尝又不是一种“心灵的惩罚”?老师如此一趴,是想传递给学生们一种什么信息呢?是想教给他们什么东西呢?教育的方式,由最初的“体罚”到现在的“辱罚”,其实都是极端教育方式的表现,只不过,前者是虐待学生,后者是虐待自己。无论是他虐还是自虐,都非常规手段。
胯下求辱式的矮化,其实是病态教育下的教育病态。培养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重在以“润物无声”进行人格教育,贵在日常细节的落实,而不是剑走偏锋“行为艺术”。
(责任编辑:周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