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遗书是医患恶化下的负面想像

　　11日，一条微信引爆了朋友圈，然后扩散到整个网络：湖南省汨罗市人民医院医生在手术室捡到一名60多岁的男患者的遗书，患者在遗书中叮嘱子女，如果手术意外导致死亡，必须索要不低于30万元赔偿，否则遗体绝不移出医院大门。患者甚至对赔偿款的分配做了详细的安排。（《重庆晨报》5月11日）

　　一边是医生的不遗余力，想着法儿救死扶伤，一边是患者作好了最坏打算，并谋划着如何“以死索赔”。一封意外掉落的遗书，把患者的这种防备心态暴露无疑，也让医生们倍感心惊肉跳。好在手术顺利一切都没有发生，但作为医患关系恶化的注脚，索赔遗书已成患者负面想像的鲜明标签。

　　医生或许感到有些寒心，也有些委屈，甚至可以将其作为“地位弱化”的证明，并由此放大“医者不易”的悲情。然而，任何现象都不会凭空无故的产生，索赔遗书的出现，不过是患者“最大恶意想像”，一方面其受着某种现实规则的影响和引导，才会如法炮制去效仿；另一方面则是没有了更好的救济通道和解决途径，于是便采取了“医闹求解”的办法。

　　众所周知，任何手术都可能存在风险，“小手术造成的死亡”在实务中并不鲜见，除了正常的误诊率，还有“医生手术中打手机”、“老汉做阴道检查”等各种隐形成本，都足以增加手术的意外。“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的结果，并非全是“病重难医”，绝大多数还是医疗事故造成的意外事件。医疗逐利或许只是表象，患者在付出较高的成本之后，却无以获得安全保障，对粗制滥造的医疗水平的焦虑，才是索赔遗书产生的根本。

　　而事态的最终走向说明，化解“索赔遗书”式的医疗风险，杜绝医闹产生的各种隐患，最终还得“问诊求医”，以做好医疗服务，提升医疗水平和形象作为基础。很显然的是，医患之间在地位上极不平等，囿于医疗的专业属性以及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在利益的博弈中，医方一方处于强势而患者处于弱势，再加上正常的维权通道不畅，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可信度受疑，侵权责任和意外伤害险没有发挥兜底作用，才使得“手术与遗书同在”。你可以说“患者的心变坏了”，可这样的“心病”又靠什么来治疗呢？

　　其实，医患关系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糟糕，遗书的产生或许只是负面影响下的效仿，或者并非出于真心。更何况，当事人有这样的想法与计划，一旦真的发生了医疗意故，出现了意外事件，其家人也未必就会采取“医闹”的办法。因而对于此事，“理性”与“理智”是最重要的情绪选项，也是解决类似问题的心理基础。因为医患关系的改善与优化，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参与和付出，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呵护与尊守。否则如同“路怒症”一样，大家都患上了先入为主的怀疑症和恐惧症之后，不信任缺乏调解和缓和的基础，索赔遗书就会成为负面想像的催化剂，在把医患关系推向深渊之时，导致社会信任的加速崩溃。（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