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统计过，中国人一生要办103个证。出生证明、就学证明、工作证明、死亡证明……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位公民被有关部门要求开具一张“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证明。而在泉州市区的黄阿婆，也遭遇了类似的奇葩事——证明自己还活着。（5月10日东南网）
如同那只蝴蝶在巴西轻声振翅，在一个月后逾越千山万水到达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一个月前最先在一篇评论中得以提及的“证明我妈是我妈”，在一个月后，成为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话题。庙堂之上的一番言说，将“证明我妈是我妈”推置于舆论风暴口，也由此击中无数人内心难以言说的“块垒”。在持续发酵的证明热中，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从“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到“证明还活着”，轮番着给“奇葩证明”涂抹怪诞的脂粉。
溯源“证明”之最初，因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流动的人身依附，一纸证明成为大多数时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证”。如今，虽已作别那个无证不换的计划年代，但我们所身处的仍是一个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上的陌生人社会，这也决定了在社会的公共管理中，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破解信息壁垒所带来的管理障碍。于此而言，纵是对“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有所唏嘘，但是仍需进行情绪上的脱敏，客观正视证明的合理存在——开证明，所指向的乃是便民的公共服务。
于此而言，证明是没有原罪的，真正让人情绪不淡定的是，这种看上去颇有哲理意味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式证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务中的刻板与冷傲，在所谓“规则”的悍然中，让办事者“折腾来折腾去”。而能折腾的远不止这些看上去怪诞的“证明”，从出生开始便“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但是，这中间有多少是属于瞎折腾的“证明”呢？
所谓人在“证”途，本身便是奇葩的存在，而再去仔细打量这苍茫的“证”途之上，又有多少是陷入了那相互核实、相互推诿的“死循环”呢？部门间牛气冲天，爱理不理，任由办事者如无头苍蝇煎熬不已，稍有追问，便抛出“规则就是这样的”，堵得来者无话可说。如此种种，正是公共管理中过于冷漠的“平庸之恶”，成为民众心头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平庸之恶”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计划时代管理惯性，也有权力边界不清使然，而另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丛林法则的坚硬存在。丛林法则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推崇的是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的，换言之，在这种态势下，规则式微、暗流涌动。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边是“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不容辩说，另一边却是“交60元给旅行社便轻松搞定”；一边是人在“证”途的困顿不堪，另一边则是“人在朝中好办事”；一边是相互核实、相互推诿下的“死循环”，另一边则是领导干预下的“特事特办”。权力恋栈下对利益和权欲的醉心，促就权力人格化下的工具化，制度和规则的正当性，成为以权谋私的合法伤害工具。如此，当公共责任倒置，奇葩证明顺势而生。
歌手李荣浩在《模特》中这样唱道，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趁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身在“奇葩证明”的现实之中，无论你是冷漠地接受，或是焦急地等待，没有人可以幸免地逃遁其外，只能成为那个“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模特”。而这种尴尬的改变，既需要通过明晰权力清单和简政放权实现权力格局的重建，让“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成为权力逻辑出发点；也需要通过增强公民话语权和廓清规则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实现社会最大的公平和正义。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