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造城运动”须戒“长官冲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在IMF2015春季年会期间表示,目前中国楼市的首要问题是空置率太高,空置面积达10亿平方米,要将地产开工率维持在中等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销售率。(4月22日《华夏时报》)

　　即便是没有媒体报道,想必不少公众也对“房市”不景气有着直观的感受。尽管一线城市的房价依然让许多购房者望而却步,但在许多二三线城市,房屋空置率过高并不难发现,甚至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鬼城”。这一切,与各地大力兴起的“造城运动”不无关系。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到云南呈贡,空旷的马路和人烟稀少的城市新区,早已成为最常见的场景。正是大规模兴起的“造城运动”,导致住房供应严重过剩。大部分规划之初的设想,仅仅停留在“蓝图”上,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基础设施不足、产业空心化、土地资源浪费、就业困难、生活不便……一系列问题让曾经美好的“新区”“新城”变成“睡城”“空城”甚至“鬼城”。

　　让最初的规划者不愿意看到的是,除了规划、兴建之初短暂的美好之外,“造城运动”还让所在城市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还有因征地拆迁带来的诸多“后遗症”。当然,这些后果很有可能让继任者来承担。

　　但以上种种似乎并未让各地主政者足够警醒。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2013年对12个省、自治区的156个地级市和161个县级市的调查显示,156个地级市里,有九成以上正在规划建设新城,部分城市新城面积是城市建成区的数倍之多。此外,12个省会城市共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区,甚至有的城市打算兴建13个新区……

　　不可否认,“造城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原有城市的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客观上要求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并寻求新的城市生长点。而作为必然趋势的城市化,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但是,一个城市的形成,是长时间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发展的历史积淀,绝非仅靠“拍脑袋”决策的长官意志和“纸上画画”的规划就能实现。

　　不少城市之所以在寻找城市新的增长点时,直接靠财力来拓展城市面积,采取行政手段来推动“造城运动”,既与当前的土地政策有关,也与投资主导型增长见效快有关,更与长期以来GDP考核占比过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目前的行政周期考核现实下,“造城运动”不但不用时任主政者承担实质性的后果,反而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

　　但是,不管是开封的古城改造,还是兰州、十堰的削山造城,还是宿迁的大拆大建,对投资的过于依赖,使得“造城运动”的诸多模式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先天不足的“砖头经济”注定无法带来城市的持续繁荣,反而在实体经济发展缓慢、房市不景气的背景下,陷入种种泥潭难以自拔。

　　当前城镇化的背景,更为一些城市主政者提供了很好的借口,而“人”的因素则往往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要遏制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大跃进式的“造城运动”,首先必须剔除城市规划、发展中的“长官意志”,以科学、严肃、透明的运作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造城运动”的症结,在于现有的城市征地制度以及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改变“一本万利”的土地政策,加强对银行借贷、财政审批的监管,显得尤为迫切。

　　从长远来看,要遏制地方时不时的“造城冲动”,还应理顺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明确其发展目标和任务。只有切实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明确群众利益的核心,充分发掘城市的内生增长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取代市场、以个人喜好推动市容改造或新区建设等诸多不合理决策才有望杜绝,“以人为本”才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