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更多要靠民间驱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下称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指出，今年重点推进行政权力清单、财政资金、公共服务、国有企业、环境保护等9大领域的信息公开工作。此外，工作要点还首次要求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包括制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建立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4月22日《新京报》）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内容林林总总，其中关于“社会组织”的叙述部分，似乎尤其值得重视。对此，有媒体将之归纳为，“社会组织首次纳入信息公开范围”。可事实上，这一提法并不准确：一来，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实则早已有之，且多数时候走在整个社会前列；再者，多数社会组织并不由行政部门直管，其信息公开情况亦非“官方意志”所能主宰。

　　真正严谨的表述应该是，“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首次进入了政府年度工作要点的关注视野”。当然，这种“关注”，更多还只是引导性的宏观倡议，而不是具体直接的硬性介入。“工作要点”提出，要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凡此种种举动，本质上都是在填补立法空白，旨在改变社会组织游离于“有效监管”之外的尴尬现状。

　　随着专门管理办法的出台，各种社会组织势必都会面临着更多的信息披露压力。然而基本可以预期，由行政法规和监管部门所主张的“信息公开要求”，必然是原则性、粗线条的，它们尚且不足以确保社会组织全方位的信息透明。说到底，社会组织深度的信息公开，固然离不开一条“官方底线”的倒逼，却更要依靠市场逻辑以及民间社会的驱动。

　　现实来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不尽如人意，根源无疑在于，其并未感受到激烈竞争后的生存焦虑。当公众缺乏替代性选择，他们当然无力就既有社会组织构成“反制”。此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组织”审批严格管控，使得“后入者”迟迟难入场，“先入者”一家独大、坐享其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很多所谓“社会组织”本就是特殊授权的产物，自身鲜明的官方定制背景，决定了其根本不会被抛弃或取代。

　　改善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状况，注定超越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调剂范畴，而指向了某些更为前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界定社会组织的属性和功能？如何尽可能疏通其“进入与退出”的双向通道？只有实现社会组织身份的纯粹化，并将之置于充分竞争的大环境内，信息公开才会变得更彻底。现代社会内，会计制度、财务记录以及第三方审计等等，已经为信息公开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手段。真正关键的，不过是以某种恰当的激励，让社会组织有动力主动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