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任何国际制度的诞生都是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产物。二战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框架的全球治理体系曾运行良好，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加入。但是，这一体系逐渐出现分化，1999年以来WTO部长级会议多次失败反映出穷国和富国公然分化，结果是国际体系受损、区域主义纵横交错。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近两年，美国经济复苏与欧洲停滞形成发达国家间的分化。亚投行获得众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支持，应该是世界经济分化所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制度体系，亚投行是顺应时代的产物。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谈及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时说：“我们搞砸了。”她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搁置，中国与其他国家表示失望，而美国误判了其他国家想要加入亚投行的意图。奥尔布赖特承认了国际组织改革被迟迟拖延的现状。与奥尔布赖特相反，奥巴马和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对亚投行是否能保持管理和放贷业务上的“最高级别的国际水准”表示怀疑。可以想见，在亚投行组建运行的过程中，国际水准将成为美国指点亚投行的主要说辞。究竟该如何客观看待所谓的“高级别的国际水准”？
首先应充分肯定亚投行的出现是发展中国家撬动当前国际制度体系的杠杆，是制度创新。奥巴马所说的国际水准是旧时代的水准。日益分化的世界必然导致全球治理机制出现更多创新，美国“重返亚太”的自贸区谈判也是一种适应体系变动的制度创新。中国倡导的亚投行激起如此涟漪，只因为这个创新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基因。
其次需防止“高级别国际水准”成为针对亚投行的制度壁垒。高水准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是正向的激励，也可能是反向的壁垒。亚投行吸引大批发达国家加入，大家搭上共同发展的列车，它们不应用所谓“高级别国际水准”拽亚投行的后腿。减少反向制度壁垒的好办法是开放合作，相互包容，为到达终点共同努力，使列车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标准。
第三要减少制度错配，保证亚投行目标的实现。国际体系中制度错配常常出现，以世界银行为例，以减贫为目标的世界银行同时采取股东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框架，既要考虑贷款供给的收益，也要考虑减贫的需要，这使世界银行贷款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一定错配。亚欧诸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有需求无供给的状态。林毅夫教授曾提出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他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可实现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赢的目标。亚投行业务定位于此，希望能减少错配，实现共赢发展。
最后，要给制度创新过渡期。世界银行、WTO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其规则的建立是一个不断积累、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适应规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1995年WTO知识产权协定落实时，就给予了发展中国家更长的过渡期去适应新规则。亚投行的制度设计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给予创新过渡期。▲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