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影响何其大，而《金瓶梅》在多数人的阅读印象中只是关乎情色。
而格非在新书《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没有出版之前就表现出他一贯的自信，两年前我对格非长篇小说《春尽江南》采访时，他就透露，这本关于《金瓶梅》的著作“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序言中格非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金瓶梅》的看法缘自20多年前与作家和评论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的一场争论。批评家朱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使“红迷”格非深受刺激。
可是他不会偏执地维护已有的论断或观点。在仔细读完《金瓶梅》之后，他对朱伟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
这种“亲切感”在多年来的阅读与体味中像藤蔓般密密匝匝铺延开来，变成不得不说的故事。没错，是故事。他那么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解析《金瓶梅》自然别有一番情趣。
“白色的鹭鸶站在雪地里，不认真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而只有等到它飞起的一刹那，你才会惊呼原来雪地里还藏着这么一只鸟。”雪地里的鹭鸶趴了多久？也许自明朝万历年间就在了，已经固化为因年代久远而模糊的雕塑，而在格非带有体温的阅读与书写中，鹭鸶复活了，它飞起的刹那，也许有疑惑，也许有惊诧，也许有更多的“以为”是神话。
这一切也许都在格非的预料之中。
他说，“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代表一种意象，包含很多民间智慧。《金瓶梅》写人情世故，平时大家笑脸相迎，人情中尽是那些“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之间那种背叛、欺骗和倾轧，不到万不得已是看不见的，但当你看见时一切都太迟了，书名“雪隐鹭鸶”就象征着人情的险恶。
这是我们多数人在阅读《金瓶梅》时没有的体会。格非能如此深入地体悟《金瓶梅》作者的洞察力，足以证明，除却他本人有非常的洞察力之外，更多的是他的思想抵达了作品的奥妙与本质。
《金瓶梅》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关照
格非说，《金瓶梅》的阅读令他既佩服又惊奇。“《金瓶梅》在叙事技法上太精彩了，很多东西《红楼梦》都不具备。在那个年代，道德有其特殊的现实条件，我不能到处说《金瓶梅》有多么好，别人会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所以我们周围爱看《金瓶梅》的人聚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能言说的心领神会的感觉。”
这种感觉当然不能替代他对于《红楼梦》的评价。《金瓶梅》中有很多东西《红楼梦》没有继承。所以在格非看来，《红楼梦》更多的是一种描写青春期的诗意作品，《金瓶梅》则是扎根于现实土壤，更辛辣、更自然，也更虚无。“后世很多研究者都说《金瓶梅》为《红楼梦》提供了蓝本，于是忽略了《金瓶梅》在文本上的开创性和复杂性。”格非说，他写这本书，就是想揭开这种被遮盖的文本价值。
很多时候，不是不够聪明，也并非没有洞察力，而是欲望所困，成为透视真相的雾障。格非每次阅读《金瓶梅》都非常伤感。因为他发现400年前的人情和世情，到了今天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从清代开始，就经历了太多的思想政治变革，但是基本的人情内核依然相似度很高，而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情世故上可能比《金瓶梅》的时代更糟糕。“你不得不在一种很悲伤的情绪中去思考，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年来，社会的内核依然没变？对法律的悲观、对人情的冷漠，对功利的追求，而且追求功利时对任何东西不管不顾的决绝，《金瓶梅》的笔触实在是太冷了。”格非在阅读中，不止一次会产生一种恍惚感，他觉得这似乎不是历史小说，而是一本跟当今社会现实有复杂关系的书，《金瓶梅》中的生活远远没有结束。
先锋小说退场之后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格非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成为先锋文学阵营里的标志性作家。他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地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和余华、苏童等一道被贴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画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的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
这种自省无疑是有缘由的。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格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试图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我发现西方很多学者谈到中国小说和文化都非常谨慎。比如热奈特，他会特别强调说：我的理论不包括中国小说。他们看待中国小说非常尊重，作为另案处理。相反，国内还有很多人不觉得我们的文化有特性，认为中国小说是垃圾，要扫除。”
在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无比丰厚的滋养。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得到滋养。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首部《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而此后也有读者认为，作为三部曲，《春尽江南》与前面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有断裂。格非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即便是十年之前的《敌人》，也是讲述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
我们的时代怎么了
写《欲望的旗帜》的格非，还在试图表达某种理想化的东西。这大概是同时代作家共同的特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作家开始重新思考。
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的性格，应该再含蓄一些；可是他洞穿了繁华底下的千疮百孔。“当代的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一个社会乱，首先乱在我们心里。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近期的《博尔赫斯的面孔》、《雪隐鹭鸶》等作品，也隐含着他一贯的写作追求：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上的好看，更希望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他的许多小说都有着博尔赫斯的影子，如《马玉兰的生日礼物》、《未来》、《时间炼金术》，等等。而《博尔赫斯的面孔》作为他早年的学术论文的题目再次被移植，可见他的喜爱。而对于博尔赫斯的认识与理解因岁月的沉淀和思考的积累变得更为丰富。这类随笔或可视作格非沉重的写作之余相对轻松的调整。
他对同时代的作家，认识非常清醒：心灵比较敏感，但是经验相对贫乏。如果一年写两本，经验无法去支撑写作。“我的习惯是这样，大脑齿轮在转，转到热了，比较好用的时候写作。写完需要休息，再转快的时候，再来写。”格非说，一定是90%的理由说服自己可以写，才去写，他从来不会贸然动笔。在《春尽江南》中，主人公谭端午是一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人心。他觉得，好作家的基本素质，是对国家、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
（责任编辑：周姗姗）
